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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以人为本的环境哲学

   发布时间:2018-06-03   [点击量:410]  



摘要
:生态环境问题关系到人类及整个生物圈的共同命运。环境哲学建立在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哲学反思之上,可视为哲学思考革命式的转变。“非人类中心主义”试图以否定“人类中心”为保护生态环境提供理论支撑。然而,“人类中心立场”具有稳固的哲学思想基础和存在的必要性。不管是在认识论还是价值论上,“人类中心立场”与环境哲学的根本理念并不矛盾,而恰恰是建构环境哲学的基础和出发点,可以通过强调代际伦理、全面理解“人的本质”建构“以人为本”的环境哲学。

关键词
:环境哲学;以人为本;代际伦理;人的本质
生态环境问题关系到人类乃至整个地球生命体的未来命运。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重,人类对此负有全部责任,人类必须尽最大努力维护生态平衡、稳定,这已成为普遍共识。在此前提下,哲学领域出现了以环境哲学、环境伦理学为代表的哲学思潮,将生态环境问题提升至哲学的高度。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哲学的使命。环境保护既需要行动,也需要理念。环境哲学提供的正是环境保护的理念。〔1〕97

一、环境哲学的诞生

面对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哲学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展开了深入的反思,并发生了具有时代意义的转向:哲学的基本问题不应该仅停留在物质与意识的关系上,而有必要上升到人与自然关系的维度。哲学的转向同时也是伦理学的转向。传统伦理学仅限于人类内部个体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的视野也被打破,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出发来思考人的善行和美德应是环境伦理学的核心命题。环境哲学与环境伦理学互为表里,构建了一个以人与自然关系为核心的理论体系。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Leopold,1887—1947)在《沙乡年鉴》(SandCountyAlmanac)中提出了“大地伦理”的概念,认为人类伦理观念应该从人类社会扩展到人与自然的共同体,即所谓“大地”之中。由此,伦理学不再只是人类内部行善的领域,人类的道德责任、美德意识从此要由人及天,其对象与领域要扩大到自然。一个人只有同时能施爱于大自然对象,尊重、热爱、呵护自然时,他才能成为一个完善的,有良知的人。〔2〕10这种伦理意识的扩展建立在人类深入了解自然的基础上,并以生态环境出现严重问题为契机。伦理意识革命性的扩展同时也是哲学视野的扩展。奥尔多•利奥波德进而认为,“大地”上的一切组成了一个紧密联系、互为因果的“生命共同体”,人类只是其中“普通一员和公民”。即使人类凭借自然赋予的理性能力居于生命金字塔的顶端,但是物种之间的强烈的依赖性决定了他们生态意义上的平等。人类的价值是大地赋予的。新的伦理哲学试图在根本意义上消解由来已久的“人类中心主义”。1962年蕾切尔•卡逊(RachelCarson)出版了《寂静的春天》。书中系统展示了美国滥用农药导致生态环境严重破坏的情形。此书的出版引起了人们对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视,从此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环境保护运动。正是由于卡逊的努力,利奥波德超前的“大地伦理”才会真正演化为一个持续的环境哲学运动。〔2〕12阿内尔•内斯(ArneNaess)的“深层生态学”可视为是对这场环境哲学运动的总结。阿内尔•内斯区分了“肤浅的”生态学和“深层的”生态学,认为:“肤浅”生态学从发达国家的利益出发,解决环境污染和资源枯竭的问题;“深层”生态学则以生态环境整体的稳定、健康为核心目的,提出了多样性、复杂性、自主性、去中心化、共生、平等和无等级等原则。深层生态学实现了环境哲学由外而内的转化,将关注的视角从作为人类外部的环境转移到人类自身,特别是人类社会的伦理维度。重构伦理哲学,将伦理之善、道德原则扩展到整个生态环境,是环境哲学最根本的理论诉求。继内斯之后,比尔•德维(BillDevall)和乔治•塞森斯(GeorgeSessions)提出了“生态中心”理论,强调将生态环境整体置于伦理哲学的中心位置,认为生物圈内部的各要素均有平等的权利。由此,环境哲学、伦理学被众多学者视为是人类哲学革命性的转变,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提供了方法论意义上的指导。不难看出,当前的环境哲学及环境伦理学大多建立在对所谓“人类中心主义”否定的基础之上,他们将人类中心主义视为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的根本原因。然而,人类中心主义是否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呢?人类确实要为生态环境问题负责,但这是否就意味着必须将人类从哲学思维的中心赶出,才能恢复生态自然的和谐呢?首先,需要考察“人类中心主义”到底是指什么。

二、人类中心立场

人类中心主义,并非某种经过精心建构的系统学说,与其说是“主义”,不如视为“立场”更恰当些。“主义”暗示着一种显而易见的意识形态特征和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然而,被环境哲学讨论或批评的“人类中心主义”并不具有这样的特征,它呈现出的是一种“人类中心立场”。换句话说,“人类中心主义”是被“非人类中心主义”所建构起来的一个批判的对象。为此有必要将其还原为一种“立场”,将“人类中心”视为哲学思考的基础或出发点,这意味着更加客观的、开放包容的态度和倾向。人类中心立场表现在思想意识的多个层面。认识论意义上的人类中心,其实质是理性中心。人类理性是有限的,人无论如何超脱不了自身的限制,以动物本位的立场去认识世界,更不会以生态本位的“上帝视角”去认识宇宙。人凭借自身有限的理性认识世界,“为自然立法”,进而“统治”世界、改造世界。在此过程中,理性能力是人认识世界的核心。任何理论或观点的提出,只能由人提出,由人来解释。“非人类中心主义”不也是人类提出的吗?目的论意义上的人类中心立场将人视为宇宙万物的目的,同时也是人自己的目的。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基础》中指出,“人类……都是作为自身即是———目的而存在着,而不是作为由这个或那个意志随意使用的一个手段而存在着”〔3〕58。人类作为一种生物,必然要以自身为目的,就像其他生物也将自身的生存作为目的一样。更何况人类自我意识的觉醒,意味着人类可以脱离生物性本能对自身存在之目的有自觉的意识和追求。价值论意义上的人类中心立场,受到了“非人类中心主义”最强烈的批判。究其原因,是因为人类工具理性的泛滥渗入到价值领域,使得自然环境在工具理性的视野内,被认为是只有工具价值,成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牺牲品。为对抗这种将自然工具化的“工具理性的泛滥”,“非人类中心主义”提出自然的“内在价值”,意在以此为基础反对价值论意义上的“人类中心立场”。严格地讲,将对“泛滥的工具理性”的反对扩展到推翻整个“人类中心立场”,试图以强调自然的“内在价值”否定人类的价值判断主体地位,是一种“过激行为”,超出了必要的范围和程度。首先,工具理性并非是理性能力的全部,对工具理性泛滥的批判不能全盘否定人类的理性能力,因而也不能否定“人类中心立场”。工具理性的本质是技术理性,其核心是科学技术。法兰克福学派创造性地运用了这一概念批判资本主义对人的异化,然而不幸的是他们并未将矛头对准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而指向了曾给人类带来文明进步的科学技术。这一方向性的错误导致“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误判。其次,自然的工具价值与其“内在价值”并非水火不容,看似的矛盾只是认识角度不同所致。价值的本义是客体的存在、性质与主体需要之间的相互关系,客体可以满足主体需要,对主体而言,客体便是有价值的。客观上,自然确实可以满足人类的部分需要,对人类而言,自然确实具有工具价值。然而在另一种情况下,自然具有其“内在价值”,即自然同时既是主体也是客体时,自然物之存在和属性对其本身而言是有价值的。即使自然物对此并无自觉,这种所谓的“内在价值”在人类的眼中依然成立。因此,工具价值和“内在价值”并不相悖,人类没有理由厚此薄彼。第三,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内在价值”并不能跨越“人类中心立场”而进入到“生态中心”或者是“自然中心”。这种价值本质上是一种价值同情,是人类将自身的生存经验想象地转移到自然和自然物身上的结果。不可否认,人类的存在和属性对人类自身而言是需要的、必要的,因而是有价值的。为此,罗尔斯顿认为,非人类与人一样具有价值创造与价值评价的能力、保存自身“同一性”的价值能力。〔4〕42-43然而,他却忽视了此价值之前提。人类由自身向外推及自然,便建立了一种想象性的价值同情,认为自然也应有此价值需求和满足。这种想象性价值同情的成立是建立在人类伦理经验、想象能力和审美同情之上的。换句话说,内在价值依然是以人类为中心的价值。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讲到的“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5〕53,如果我们把价值的形成看做是某种“生产”的话,自然的内在价值就是人类按照自然的尺度“生产”的结果。第四,价值论始终与认识论是一致的。有什么样的认识论就有什么样的价值论。不论是主客二分还是主客一体,价值论都是建立在以理性为核心的认识能力基础之上的。客体的存在和属性能不能被认识,怎样被认识,在何种程度上被认识,直接关系到对主体需要的满足。可见,价值论无法与认识论相分离。于是,在认识论上站不住脚的“非人类中心主义”自然也无法在价值论上真正立足,可以实现的只能是源于想象性价值同情的“内在价值”。尽管“内在价值”存在于人对自然的想象性关系中,但不能否定其伦理学意义上的积极意义。人类对自然内在价值的“尊重”是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支撑之一。综上所述,不论是思想史上,还是哲学逻辑中,哲学思考始终是围绕着人而展开的,人毫无疑问占据着中心位置。于是,面对无法绕开的“人类中心立场”,环境哲学、环境伦理学的核心问题便应该是:我们需要建构怎样的人类中心立场。

三、对“人类中心立场”的修正

非人类中心主义对所谓“人类中心主义”的批评揭示出了问题的要害,但其解决问题的方式值得商榷。生态环境被破坏,人类中心立场固然难辞其咎,然而也无须全盘推倒。环境哲学的革命面对的是整个哲学传统。人类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建立起来的主体性地位是不容否认的。在此基础上,我们至少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对人类中心立场作出修正。1.代际伦理伦理是人与人相处应当遵守的原则和规范。一般意义上,伦理学只涉及当前时代具体存在的人际关系,很少论及多代人之间的伦理关系。近代,随着环境问题的凸显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提出,伦理关系的纵向维度得到更多的重视。“当代人的发展不能以牺牲后代人的发展为代价”是可持续发展原则的伦理学表达。代际伦理是指人类代与代之间的伦理关系和伦理规范的总称。〔6〕29就环境伦理学而言,前代人生存发展中必须将后代人的生存发展对环境的要求考虑进来,不能危害到后代人的生存环境。为此,保持和维护生态环境的健康成为人类伦理规则的必然要求。前代人出于对后代人的伦理责任必须将生态环境的健康发展视为自身伦理义务的一部分。可以看出,代际伦理仍然遵循了“人类中心”的逻辑,将伦理的范围扩展至后代人类,由此便可得出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必要性,所以,代际伦理应该成为环境伦理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此完全可以在人类中心的立场上言说保护环境的必要,可以站在人类自身的利益上践行保护环境的伦理准则。人与自然的矛盾终究还得落实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还得依靠人来解决。环境问题的解决需要落实到人类代际间的关系上才会更有现实性。“非人类中心主义”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人类生态文明的乌托邦。然而,脱离作为中心的人,这种理想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难以实现的。况且,人类何以在观念中取消自身的主体性,而成为自然中平凡的一员:七十亿有着强大能力处在生态链金字塔顶端的人类决不可能将自身的角色定位为普通自然生物。人类应该作为地球生态金字塔顶端的高级生物而有所作为,成为维护生态平衡的主要力量。人类应该在环境保护中发挥自身的能动性,而非成为普通之一员。当代际伦理要求当代人把对于后代人的责任落实到环境保护之中,将环境保护纳入人类普遍的伦理规范之内,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才真正具有现实性。对自然保护区的设立及管理便是有力证明。在非洲草原上,人类在不同的自然保护区之间运送各类动物,从而实现自然保护区内的生态平衡。这便是人类该承当的责任,而这不是一个生态链中普通的一员可以做到的。在保护生态的行动中,还需以人类为中心。“非人类中心”的设想并非最佳途径。现实而言,还需以掌握的自然科学、生态学知识为基础,以人的自觉能动的本质力量,维护生态平衡,保护环境。人类的中心位置,不容否认。那么,以什么样的“人类”为中心呢?2.全面理解“人”“非人类中心主义”试图以消解人类的“中心”地位作为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回应,然而事实上,需要重新审视的是“人”而非“中心”。“人”是什么———成为思考环境问题的重要前提。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理论背景下,人是什么的问题,被予以不同的回答。或者可以说,不同的理论视角下,得到的答案不尽相同。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7〕56后来的学者由此便将人的社会属性视为人本质的全部含义。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作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人的本质”是相对于“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而提出的,是马克思从“现实性”的角度对人社会属性的强调,进而批判费尔巴哈“孤立的、单纯的、抽象的人”对人的本质的曲解。即使是就此现实性而言,人的本质属性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那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忽视被认为是“非本质的属性”的存在。事实上,更全面地,马克思主义解决人的本质问题,是从人的两重存在出发的,即人既是自然存在物,又是社会存在物。“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7〕67因此,人有两重属性: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需要将人的社会属性突出显示出来。生态环境问题凸显要求哲学必须面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而要求强调人的自然属性,不止于“内外自然的人化”同时也应重视“人的自然化”问题。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首先是“作为自然之组成部分的人”与自然相互作用,体现出的首先是人的自然属性。面对当前的生态环境问题,人的自然属性需要得到更多的重视。人的自然属性为人的生态属性提供必要前提,是调节人与自然关系、促进自然和谐的可靠保障。只有强调作为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统一体的人,才具有本时代的现实性。可以设想:将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共同视为人的本质属性,才符合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时代要求。人类作为自然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决定了人的自然属性。单就人类社会而言,社会关系构成了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征,然而从生态整体而言,人的自然属性更具有根本性意义。人首先是自然生态系统中的一员,人类的存在依附于整个生态系统的完整和稳定。生态系统的利益直接就是人类的利益,生态环境被破坏直接威胁到人类的生存。环境哲学以整体的视角观照人类社会就会发现:在生态链上,人类社会也可以被视作是生态序列的一个环节,在此环节中,能量分配、转移、消耗并没有更多的秘密。人类社会以一种高级理性动物特有的方式参与了生态系统的运作。所以,人类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就是人类参与生态系统的具体方式。人类社会的复杂性、丰富性本身就是生态系统的复杂性、丰富性的特定表现方式。在此意义上,人的社会属性与自然属性相统一。工业革命以来,人类过于强调社会属性的相对独立,以及对“自然的人化”的极端化追求,带来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现在,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人的本质不只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而应该是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统一。当我们全面看待人的本质时,保护环境就不只是同情式善待动物和植物,而直接就是保护人类自身;保护环境的实践直接就是人类本质力量的发挥。在此意义上,自然之美才真正成为人本质力量的对象化。

四、结论:

以人为本建构环境哲学“人类中心立场”是人类哲学思考的出发点,“人类中心”贯穿于整个哲学思想史。应时代要求而生的环境哲学无须否定这种传统基础,人类也无法脱离自身的本质规定去保护环境。保护生态环境还需要以人为中心进行思考和行动。以人为本是“人类中心立场”更为恰当的表述,为环境哲学建构提供方法论指导。以包括后代人在内的全体人类为本,以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相统一之本质的人为本,是环境哲学应有之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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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
作者:马鸿奎 单位:南开大学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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