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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文化安全与网络谣言治理途径

   发布时间:2018-06-03   [点击量:309]  



摘要
:网络舆论安全是国家政治文化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非传统安全在网络空间的新投射。网络谣言传播是国家意识形态主流与非主流博弈的一种形式,是舆论权力的较量。网络空间和现实空间信息互动的非对称、网络道德约束力相对较弱、网络传播聚合及裂变的负效应,能够使网络谣言的传播削弱主流媒体的价值导向,在一定程度上消解党和政府的公信力,误导民意表达。网络谣言的有效治理需要国家健全网络监管法律法规,强化主流价值观的引导作用;利用大数据技术完善党和政府网络舆情危机应对机制,健全网络安全体系;培养网民自律精神,加强对负能量舆论效应的治理。

关键词:
中国政治文化安全;网络谣言;网络治理
互联网的高普及一方面为人们获取信息提供了方便,另一方面也为网络谣言的传播提供了便利。网络谣言传播是国家意识形态主流与非主流博弈的一种形式,是舆论权力的较量,由此引发的规模或大或小的网络舆情如果得不到有效的引导和治理,在一定程度上必然威胁国家的政治文化安全。

一、网络谣言传播的现实性

网络谣言是指通过网络介质(例如邮箱、聊天软件、社交网站、网络论坛等)传播的没有事实依据的话语[1]。由于网络传播的广泛性、快捷性、匿名性等特征,使得网络谣言的传播更加快捷、更难控制。
(一)网络空间和现实空间信息互动的非对称
互联网突破了种族、国家、地区等有形或无形的“疆界”,打破了时间和空间对人类活动的限制,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2](P163)。这一特点使得各种不同的信息能够迅速和广泛地传播,许多在现实空间不能传递的信息转道网络空间实现流动,从而使信息的效应获得实现[3],并使信息在网络空间和现实空间所受关注的程度、持续的时间和产生的后果大大不同。与此同时,普通社会公众希望凭借网络空间多样化的内容和传播形式,把现实社会中各种矛盾冲突,以及社会转型期的利益冲突集中转移到网络空间,以实现声音最大化。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4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到7.51亿,占全球网民总数的五分之一。其中,年龄以10-39岁为主,占整体的72.1%;学历以中等学历为主,初高中、中专技校学历占比分别为37.9%、25.5%[4]。网民结构的年轻化和低学历结构使得网络空间中信息表达的非理性要比现实空间大。由此,进入网络空间的个人能够体验信息与信息的真实载体分离的情形,这使得匿名和虚假信息比在现实世界更为多见[3]。2011年7月,“温州动车事件”本是铁路运营中的偶发事件,然而,网络上却有人借机发起舆论攻击,鼓噪中国高铁项目下马。而此时一些网民由于不能理智地、冷静地辨别一些信息的真实性,同时又一味追求自我发泄的快感,因此为攻击中国高铁项目的谣言提供了便利条件。由此可见,网络空间和现实空间信息互动的非对称性,使得各种各样的谣言能够在网络空间迅捷地、广泛地传播,而社会公众在网络空间获取信息的过程中,又不知不觉地助推了网络谣言的扩散。
(二)网络道德约束力相对较弱
由于网络空间的虚拟性和匿名性使人们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不受现实道德规范的约束,一些别有用心之人便利用意见分歧和道德冲突造谣生事、煽风点火,使网络失范行为频频产生。“郭美美事件”通过网络空间被炒作、发酵,使中国国家级慈善机构中国红十字会被妖魔化。“百度血友病吧被卖事件”“魏则西事件”引起了网民对百度搜索机制的舆论问责。这些事件背后都是网络规则和网络道德约束力相对较弱的结果。相对宽松的网络环境容易引发自主意识的过度发挥。网络社区、网络社团、社交网站等新型社会组织形态,由于其成员兴趣爱好较为接近,容易受到煽动性影响。一些群体还会显示出超乎寻常的狂热状态,用多重化人格、畸形心理、破坏性言论参与网络信息互动,从而加剧网络谣言的传播和危害。
(三)网络信息传播聚合及裂变的负效应
网络信息传播产生的聚合及裂变负效应,能够引发大量虚假信息,形成网络谣言,造成网络信息污染,影响社会的正常发展。2016年11月,“大学生裸贷”事件在网络上持续发酵,大量关于“大学生裸贷”的照片、视频在论坛、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平台不断被转载,引起网络舆论的一片哗然。此事件既暴露出借贷宝对用户个人信息保管不当的问题,同时也暴露出监管部门对新媒体平台的监管存在漏洞。该事件发生后,网络空间各种谣言四起,无端指责政府的言论充斥着一些论坛、微博和微信等新媒体平台。研究显示,微信谣言可以细分为健康养生、人身安全、财产安全等多种类型,而传播最为广泛的五大热门谣言,阅读量均超过2000万次,并被多个公众号转发[5]。由此可见,网络谣言传播速度之快,传播范围之广。在网络虚拟社会,政府机构和主流媒体并不是唯一的信息来源,国家、非政府组织、各级政府部门、个人等行为体可以同时接收信息,个人很有可能最先发现并广泛传播信息[3]。网络谣言广泛传播意味着信息传播处于部分失控状态,当政府主体面对已经开始蔓延的网络谣言时,如果处置不当,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二、网络谣言传播对中国政治文化安全的威胁

网络谣言的产生和传播,是在多种负面情绪和心理影响下演变成的一种群体性网络舆情事件。因此,一些具有强势特征的网络谣言,在一定时间内使虚拟社会的政治表达沦为多数人暴政的工具。
(一)网络谣言削弱主流媒体的价值导向
网络谣言是非主流、反主流价值观作用的结果。信息不仅是舆论话语权,也是一种军事、经济和政治权力。隐形外资军团以网络权力为抓手,隐秘地控制网上思想舆论阵地。2013年6月爆发的“棱镜门”事件,揭露了美国情报机构与谷歌、微软等公司合作,收集、监控世界各国的电子通信信息。2014年5月,中国国务院新闻办互联网新闻研究中心发布《美国全球监听行动纪录》的报告指出,经查证发现针对中国的窃密行为的内容基本属实[6]。美国的网络政策和战略,就是要把网络权力变成美国特权。网络谣言煽动性、迷惑性的话语,动摇着民族价值观念的认同。网络谣言中的错误价值观念经过再加工、再传播,从而营造出了更具摧毁性的强大网络舆论氛围。社会公众难以辨识网络谣言的实质和真实目的,一些人认为这是民主的体现,不仅没有怀疑,甚至还随声附和、参与其中,从根本上冲击着主流媒体的传播功能,主流价值观的地位由此受到严重侵蚀。
(二)网络谣言消解党和政府的公信力
网络谣言的广泛传播消解着政府的公信力,对党和政府的决策形成严重冲击,对政治生态环境和政治文化安全产生多重影响和危害。2016年初爆发的山东“问题疫苗”事件,受到社会广泛关注,由此各种关于疫苗的谣言也在网络空间传播开来。尽管事件发生后,相关政府部门及时辟谣,但仍有不少家长对注射疫苗产生顾虑。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受主观情绪驱使,在谣言制造者的蛊惑下,摇身转变为谣言的传播者。网络空间折射着现实空间的影子,民众在现实空间积压的怨气、受到的委屈,往往会发泄到网络空间。而网络空间信息传播的聚合及裂变负效应,一旦关于谣言的错误信息被制造,经过网民的转发、转载,会迅速蔓延至社会的每个角落,形成消极的社会影响。网络谣言所涉及的内容往往与政府发布的信息相悖。谣言制造者利用部分网民的猎奇心理,用戏说、颠覆的手段歪曲事实真相,以吸引网民眼球,对政府公信力产生消解作用。一些网络利益集团为了达到政治和经济目的,利用网络谣言混淆视听,操纵议题设置,绑架网络舆论,影响政府决策。
(三)网络谣言误导民意表达
网络谣言假借民主外衣,间接绑架网络舆论,使普通网民难以辨别事实真相并做出客观理性的判断,在一段时间内使社会公众更愿意相信谣言并进行传播。2008年贵州瓮安事件、2009年湖北石首事件等,无一不是受到网络谣言的推波助澜,致使不明真相的群众跟随游行队伍,最终酿成严重的群体性事件。2013年5月3日,安徽籍女子袁利亚在北京京温商城坠楼身亡后,其男友在索赔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编造各种网络谣言以制造混乱。在一些“网络公关公司”“网络水军”的推动下,各大网站、论坛、微博纷纷转载引用,使案情扑朔迷离。如此情节在网络空间迅速发酵,导致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聚集游行。此外,利用互联网的普及和微信微博的难控性,假借“亲历者”、制造“原始档案”、假意“还原历史”来欺骗受众,从所谓专业角度进行解读,其内容更具迷惑性,更容易让普通网民上当受骗。如此之类的网络谣言经过加工修饰,蛊惑性大大增加,即便政府出来辟谣,也往往难以在短时间内改变民众先入为主的判断。

三、网络谣言传播的治理途径

网络谣言的有效治理是构建中国网络强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强互联网内容建设,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7]这为中国加强对网络谣言的治理指明了基本方向。
(一)健全网络监管法律法规,强化主流价值观的引导作用
随着中国网民数量的不断增加,网络空间成为人们信息交流的重要渠道,也成为强化主流价值观教育的重要平台。在网络社区、社交网站等大众舆论空间,网络谣言之所以屡见不鲜,与我国网络监管的法律法规不健全有密切关系。要健全网络传播行为的法律规范,应充分考虑技术性因素带给网络世界的多种异化效果,进行前瞻性立法,提升相关法律规范的时效性和可操作性。与此同时,进一步明确网络传播的主体权责,用具体的法律条文规定网民在网络传播中的权利、义务和责任。网络空间是现实空间的映射,在现实空间难以传播的信息转道网络空间从而实现传播。因此,针对网络谣言所制定的法律法规,要着眼于扩大现实社会法律法规在虚拟社会中的适用性,形成现实社会与网络空间协调联动的法律规制体系。相关部门应总结国内外网络谣言处理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制定针对网络谣言的专门法律,形成一整套涵盖网络谣言的性质界定、责任认定、损害赔偿等一系列法律条款,使对网络谣言的处理有法可依。此外,还要从法律上厘清网络空间言论自由与造谣中伤、侵犯他人隐私的界限,完善网络谣言传播的法律配套规范,形成对网络谣言传播者的惩戒与威慑机制。
(二)利用大数据技术完善党和政府网络舆情危机应对机制,进一步健全网络安全体系
针对网络谣言的广泛传播,构建与信息时代相适应的网络舆情危机应对机制,是有效消解网络谣言对政治文化安全威胁的重要措施。2016年初“魏则西事件”曾受到网民的广泛关注。网民通过主动跟踪事件发展进程,获取信息,并使事件快速发酵。2016年6月,国家网信办发言人表示:“根据网民举报,国家网信办会同国家工商总局、国家卫生计生委成立联合调查组进驻百度公司,对此事件及互联网企业依法经营事项进行调查并依法处理。”[5]调查组最终对百度公司提出了多项整改要求。该事件加速了《互联网信息搜索服务管理规定》的出台,对付费搜索广告的界定进一步明确和规范。7月,国家网信办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管理制止虚假新闻的通知》,明确了互联网平台需要对网上信息管理负主体责任,对自身和来源于第三方的信息均应起到及时监管的作用。网络空间不仅是信息技术平台,也是社会管理平台。健全和完善网络舆情危机应对机制,要充分利用大数据时代网络信息技术的舆情搜集、检索和监控功能,建立起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相匹配的网络社会参与机制、心理疏导机制、矛盾化解机制,形成消除网络谣言在网络空间传播的体制机制。要利用大数据及时掌握网络社会舆论走势,加强网络舆情监控、分析和研判,提高应急响应能力,从源头上切断网络谣言的传播土壤。同时,还要运用多种恰当的辟谣策略,消除网络谣言散布错误、歪曲、虚假信息的影响。要进一步加大对传播网络谣言的网站、微博等新媒体平台的打击力度,进一步规范网站、微博、论坛、微信公众号的管理。同时,互联网运营者与管理者需要肩负起严格的平台责任,以建立网络安全体系的基本保障,保证网络空间的清朗。
(三)培养网民自律精神,加强对负能量舆论效应治理
网络谣言的治理效果与社会公众的政治素养有密切关系。正如约翰•克莱顿•托马斯所说:“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将公民积极参与的热情和行动有效的公共管理过程有机平衡或结合起来,即如何将有序的公民参与纳入到公共管理过程中来。”[8](P3)从个人行为的角度治理网络谣言,首先要提升网民的媒介素养,引导网民用客观公正的态度、观点和立场进行政治表达,客观理性研判信息,自觉做到不虚构、不传播违法不良信息。培育普通网民建立良好的社会心态,最大限度地避免非理性表达和情绪宣泄,遏制网络谣言产生和蔓延的心理境况。其次,要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认识和宣传各种信息,让历史说话,用事实发言。能够自觉辨别网络空间各种信息的真伪是提高广大网民素质、抵制网络谣言传播的基本要求。网络媒体要清醒对待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保障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充分利用自身优势提升社会公众的网络政治素养。要培养网民讲责任、守规矩、传美德,自觉遵守“七条底线”,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最后,构建网络伦理道德规范体系。坚持依法治网和以德治网相结合,明确构建网络伦理道德规范体系的要素和标准,以网络伦理道德规范网民行为。坚持用自律与他律相结合的方式,树立正确的是非判断标准、道德标准和行为标准,以减少网民自身言行失范引发和传播的网络谣言。同时,选取典型网络舆论失范案例,加大宣传批判力度,使网民认同并践行网络伦理道德规范。

参考文献

[1]柴艳茹.网络谣言对社会稳定的危害及其治理[J].人民论坛,2013,(20).
[2]余丽.互联网国际政治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3]余丽,等.网络空间与现实空间的互动及其对国家功能的影响[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2).
[4]中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网站,
[5]中国社会科学网,
[6]余丽.互联网国家安全威胁透析[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2).
[7]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19.
[8][美]约翰•克莱顿•托马斯.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M].孙柏瑛,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作者:任中义 单位:郑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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