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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业统制法律制度与环境危害分析

   发布时间:2018-06-03   [点击量:223]  



摘要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在伪满洲国与蒙疆地区进行了广泛的资源调查活动,“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蒙疆联合委员会”等日本经济特务机构都参与了这种调查,并为能最大程度的掠夺资源而设置了相关机构并制定了相关的法律制度。之后,日本疯狂掠夺伪满洲国与蒙疆地区的自然资源,并把“满蒙”地区的煤、木材等资源大量运往日本本土,以支持其侵略战争。日本这种对资源掠夺式的开发使“满蒙”地区的环境遭到严重破坏。

关键词
:满蒙统治;矿产资源;环境破坏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我国黑龙江、辽宁、吉林三省和内蒙古东部地区,并于1932年建立了包括内蒙古东部地区、东三省及河北省承德市在内的伪“满洲国”。其实,“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初,日本就为了全面侵华的战略而考虑建立一个“独立”的内蒙古,但是,在具体策划建立伪“满洲国”的过程中,侵略者预估到他们在短时间内无法占领内蒙古西部地区,就决定先将内蒙古东部地区从内蒙古划分出来,建立一个“自治区域”,也就是隶属于伪“满洲国”的兴安局。而兴安局的成立也成为了日本侵略者策划建立伪蒙古国的第一步。其后,由于平绥铁路沿线包含晋北、察南、蒙古三个自治政府,且他们的交通、金融等各产业联系虽紧密,但在行政系统上却自成一派。因此,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日本为了统一领导这三个自治政府,决定成立蒙疆联合委员会。经过“不懈努力”,日本帝国主义终于在1937年11月22日这一天,在张家口正式成立蒙疆联合委员会,即“蒙疆政权”。“满洲国”与“蒙疆政权”成立之初便成为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首要目标,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满蒙地区有着极为丰富的自然资源。众所周知,日本的自然环境和地理特征导致了本国自然资源的极度匮乏,所以,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满蒙地区就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的“后勤保障部门”及进行经济掠夺的“金库”。而日本大将、二战的甲级战犯板垣征四郎则于1931年3月在日本陆军步兵学校所作的《从军事上所见到的满蒙》一文更是直接表明了蒙满对日本的重要性,他谈到:“满蒙的资源极为丰富,作为国防资源所需的所有资源,是帝国自给自足所绝对必要的地区”。“在对俄作战上,满蒙是主战场,在对美作战上,满蒙是补给的源泉”[1]。简短地两句话,就表明了满蒙地区的丰富资源对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而回顾历史,我们也可以发现,掠夺满蒙地区丰富的资源一直贯穿着日本侵略过程的始终。因此,本论文主要从日本帝国主义对满蒙地区煤炭、森林等自然资源的疯狂掠夺及最后造成环境严重破坏两方面来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恶行径。

一、日本对满蒙地区自然资源的掠夺

煤炭作为支持日本侵略的重要战略物资,受到了日本当局的特别关注。日本侵略者对满蒙地区煤炭资源的掠夺始于1904年日俄战争,止于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在掠夺时间长达四十年的期间,日本侵略者进行了两个阶段的资源掠夺:第一阶段,从1905年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掠夺范围主要在东北南部。这一阶段,日本有三股势力侵略东北南部各煤矿:第一股,也是日本最主要的一股侵略势力———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即“满铁”;第二股,是当时日本八大财阀之一的以大仓喜八郎为首脑的大仓财阀;第三股,是渗入到某些煤矿的日本私人资本。第二阶段,从“九一八”事变后到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掠夺活动是以满炭(“满洲炭矿株式会社”的简称)和满铁两大垄断组织为主,其次是大仓财阀等其他系统的资本也控制了一些煤矿。且引言中已提到,“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为日本殖民地并在日本军方的扶植下建立了傀儡政权———伪满洲国,所以,这一阶段掠夺范围扩大到了整个满蒙地区。从1938年开始,日本帝国主义掠夺中国资源的魔爪伸向了蒙疆地区。由于日本侵略者将蒙疆矿产资源看作其国防资源,所以他们依据先前的成功经验,通过组建一个极具日本特色的特殊会社来对蒙疆矿产进行高度管制。其实,早在1934年日本的掠夺意图已经有迹可循。其年6月,伪满洲国政府发表了一份《对一般企业的声明》,该声明指出,伪满洲政府要对一切有关国防的各类产业和事业实行特别经济统制。而后,伪满洲政府为了满足日本帝国主义控制国防资源的野心,又提出要把“所谓国防重要产业或公共公益性重要产业,几乎全部由特殊会社或准特殊会社经营”,这样一来,所有国防资源全部屈服于强大的国家权力①。因此,在1938年的“蒙疆”地区,日本人为便于攫取服务于侵华战争的矿产资源,采用同样的方法统制矿山产业,他们把大同炭矿会社、龙烟铁矿会社等主要会社归入特殊会社。从此,蒙疆地区的矿产全部被纳入日本侵略者的高度控制之下。除大同炭矿之外,日本还扩大开发了分布于宣化、涿鹿、蔚县、怀来地区的察南煤田和分布于安北、固阳、包头、厚和、萨拉齐的大青山煤田。经过实地考察,日本地质勘探人员在大青山煤田考察时发现了裸露在地表的矿层,并了解到这一地域地质结构便于开采。且在日本国内有人预估到大青山煤田的煤炭埋藏量约5亿吨,所以,为了加快对内蒙古包头地区煤炭资源的掠夺速度,日本侵略者在1938年铺设了一条长达43公里连接包头石拐两地的简易铁轨。而在1939年,日本又将石拐沟的全部煤田占为己有,并成立了隶属于大青山煤矿股份有限公司的包头矿务所。同年,日本也革新了采掘煤炭的方式———机械设备“亮相”煤田。数据表明,1939年至1945年这短短一年,日本仅从内蒙古包头所掠夺的煤炭就达200多万吨。在1939年至1941年,日本平均每年从蒙疆地区掠夺煤炭138万吨,三年共计413万余吨。在1905年至1945年这不到半个世纪的岁月里,我国东北煤矿损失的煤炭多达3亿2千万吨,这个数字既不包括日本侵略者掠往当时的日本殖民地朝鲜和台湾的煤炭数量,也不包括被日本控制的东北企业所消耗煤炭的数量。因此,日本侵略者在实际上所掠夺的煤炭具体数量,我们不得而知。

二、矿业统制的法律制度与政策

为了最大程度地掠夺及系统地管理满蒙地区的矿产资源,日本帝国主义早在1932年的满洲国政府组织法第六章第39条中就已明确规定“实业部总长管理关于农林业、畜产与矿业及工商业等一般实业事项”。在第40条又规定“实业部设置总务司、农矿司、工商司,其中农矿司管理矿山及地质等事项”,而且还设置了秘书官、理事官、技正、事务官、属官等管理职务。为了能让这些法令在最基层执行,日本帝国主义又分别在兴安局官制第14条中规定劝业处管理关于矿业事项,县官制第17条中规定实业局管理矿业事项。而为了能强制实行其法令,日本帝国主义又在1934年成立了具有矿业警察职能的矿业监督署[2]。之后,伪满蒙政权还1935年颁布了《矿业法》《矿业法施行细则》《矿业登录规则》,1943年颁布了《矿业统制法》等相关法令,这使日本帝国主义得以对矿业权的设定、变更、处分等方面进行全面的管制。如《矿业法》第二条规定了适用本法的矿产资源几乎包括了当时日本人能在满蒙地区发现的全部矿藏种类。第4条又规定:包含矿渣和废矿等一切尚未采掘的矿物均为满蒙政府所有。由此,除了得到满蒙政府特别许可的煤矿法人之外,其余所有满蒙人民都失去了拥有矿业权的资格。另外第6条还规定“在同一区域设定两种及以上矿业的行为属于违法行为”。更是在第7条中规定了“如因国防或资源保全的需要,一些指定的区域与矿产是不能开采的”。《矿业法》第二章矿业权第16、17条规定“凡欲经营采矿的要给实业部大臣递交申请书,实业部大臣认为该矿的开采有害公益或没有开采价值的要予以否决”。因为实业部大臣都是日本人担任,不会对日本以外的任何个人或组织发放矿业权许可,这些事实上都是为了确立日本侵略者在蒙疆矿业开发中的垄断地位,排挤中方民间矿业的开发活动[3]。甚至规定“无矿业权而釆掘矿物或以诈伪之行为使设定矿业权者,处以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三千元以下之罚金”,不惜动用刑罚手段保障日本掠夺蒙疆矿产资源的特权①。对于已有的其他经营者,日本帝国主义采取制定苛刻的法律制度,使其他经营者不得不转让矿权或直接倒闭。比如1937年,满洲炭矿株式会社派人与东宁煤矿矿主袁子祥进行“交涉”让其交出煤矿,袁不从。但经过会社近一年的持续“交涉”,袁子祥被迫于1938年2月交出煤矿,并将12万元售矿款按照要求全部存入大连伪满洲银行。该行规定,袁氏每月只准支取数额不足百元的款项一次。后来,银行借袁氏手戳丢失之由拒绝支款,袁子祥悲愤交加,于1940年殒命哈尔滨[4]。1936年底,日本帝国主义在日本和伪满洲国同时建立准战时经济体制,以此来给全面侵华战争提供充足的资金资源支持。1937年5月1日,伪满公布了《重要产业统制法》,该法令通过实行高度的中央一元化领导,在用法律的形式把原来的行政措施固定下来的同时也将统制方式进行强化,其核心就是为产业统制提供法律依据。《重要产业统制法》的施行,标志着伪满殖民地统制经济体制正式确立。日本帝国主义不但对统制产业进行了直接投资,还从行政方面对其实行严密控制。随着产业统制范围的不断扩大,统制的种类也由原来的14种增加到21种,并包括了所有与国防有关的产业。同时,国防资源统制委员会的成立也是日本帝国主义对统制业严密监控的产物。该委员会成立之本有两点:1.对矿物的开发事业进行综合性统制运营;2.协助有关国防资源开发的基本国策的立案和法律执行。其主要职责有:策划国防资源的开发;制定各项价格;整顿、指导和检查开发业者;与各方就资料、经费、技术人员等问题进行斡旋。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本对各种战略物资的需求急剧上升,所以在1943年,又制定了旨在增加矿产产量的《矿业统制法》及《矿业统制法实施规则》,这样一来,使得日本在满蒙地区的资源掠夺变得更加肆无忌惮,加剧了矿业开发的垄断程度。如《矿业统制法》第13条规定“经济部大臣认为有助于提高矿产品产量的或在统制上有必要的,可以命令矿业权人及租矿权人进行合并、让渡、受让、委托或受托,其使用的设备也可以让渡、受让、贷与或借人,还可以依国税征收法强制执行”,也就是说只要日本帝国主义有增产的需要就可以吞并其他矿业经营者。该法令第17条还规定“经济部大臣认为有必要时还可以向矿业权人及租矿权人索要业务状况报告及财产报告,经济部大臣还可以指定人到经营者的经营场所、账簿、财产进行临检,违反其法令的经济部大臣可以取消其经营权或停止其业务,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三万元以下之罚金或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一万元以下之罚金”[5]。由此可见,日本帝国主义将掠夺满蒙地区资源的手段运用到了极致。

三、矿业统制的法律制度对环境的危害

日本帝国主义掠夺资源时滥采乱挖,完全没有任何的采掘规律可循,除此之外,为了采掘便利和掠夺更多的资源,日本侵略者只拣富矿和易采面开采而将其他较为贫瘠且不易开采煤炭资源大量丢弃,并将大巷道煤壁和掌子面煤柱一起采空,这样野蛮和不计后果的开采方式不仅造成了资源的严重浪费,更是对当地的生态造成毁灭性的破坏。而且,日本侵略者为加紧开采,不仅不对开采后出现的矿洞进行回填,还不在矿井下的巷道内修建排水沟,因此,井下蔓延的积水和随时坍塌的矿井,成为了剥夺井下工人生命的元凶,所以,冒顶事件经常发生也就不足为奇了。不了解地质及煤炭开采方面知识的人可能不知道,一旦地下矿藏被采掘,开采区域周围岩体原有的应力平衡状态就会被破坏,岩体随之就产生了变形和位移。也就是说,当开采的面积达到一定范围,岩层的移动和变形就会发展到地表,从而引起地表的移动、变形和塌陷。所以,如果煤炭采掘者不加节制肆意开采,那么在采空区上方就会形成一个比地下采空区大很多的沉陷区域,造成地面沉降,也就是开采塌陷区。一旦地表形成塌陷区,那么农田就无法耕种,这样一来不仅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而且对百姓的生存都产生了严重威胁。曾经的开采区都是一个山清水秀,拥有丰富自然资源,各类生灵赖以生存的圣地。可是,在日本帝国主义野蛮无情的掠夺之后,昔日的青山已满目疮痍:大大小小的矿区数不胜数;矿区内沟壑万千;陡壁峭岩令人胆寒;挖掘机的痕迹清晰可见;放眼望去到处都是随意堆放的矿渣……日本侵略者这一系列令人发指的行为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浪费了自然资源;摧毁了万千生灵赖以生息的家园;引发了无数次的自然灾害。这一切的一切都给当地人民甚至全中国都带来了深重灾难,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和无法弥补的伤害。因此,在当时的富锦流传着这样一首真实反映这一惨状的民谣“荒山秃岭石头硷,河流污水卷泥沙;雨水风雹灾害大,苦熬日子如刀刮”。

〔参考文献〕

[1]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12.
[2]蔡鸿源.民国法规集成:笫74册[C].黄山:黄山书社,1999年:3.
[3]蔡鸿源.民国法规集成:笫83册[C].黄山:黄山书社,1999年:191.
[4]孔经纬.东北经济史[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514.
[5]蔡鸿源.民国法规集成:笫85册[C].黄山:黄山书社,1999:225.
作者:秦嗣权 单位:包头师范学院 政治与法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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