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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实践哲学与理论哲学对立传统的考察

   发布时间:2017-10-13   [点击量:472]  


[摘 要]西方理论哲学自柏拉图的理念论以降就树立了在超感性领域追问存在问题的传统,在形而上学的意义上这一传统设定了一般存在论差异。文化哲学作为一种独特的现代哲学形态,在根本上区别于理论哲学传统,它将存在追问的目光转向人的文化实践领域,将哲学追问的前提设定由一般存在论差异转换为人的特殊存在论差异。哲学追问前提的转换要求文化哲学以自觉地追问文化的超越性为基本目标,具体表现为在文化与自然相区分的意义上追问文化的本质超越性,同时在文化实践的建设性上追问其历史超越性。文化哲学与实践哲学具有理论上的亲缘性,它具有实践智慧的本性,为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往提供了世界文化的建构指向。
  [关键词]存在论差异; 文化的超越性; 实践智慧

  从追问宇宙的本体和抽象的精神实体转向追问人自身的存在意义,是现代哲学的基本目标。无疑,哲学对于人类文化的着力思考,是人类追求智慧和不断自我追问的体现。作为一种独特的现代哲学形态,文化哲学的追问依然具有并深化了哲学的基本精神。但是,文化哲学在形态上与传统理论哲学有本质的差异,它具有实践哲学的品格,其追问前提是内在于人的生存实践中的特殊存在论差异,其追问目标是文化的超越性,它依其实践智慧的本性具有理论和实践上的双重意义。
  文化哲学要以哲学的方式来自觉地追问人及其文化,既是哲学的方式自然就避不开哲学所由之而起源的存在论差异。但是,文化哲学又不是泛泛地追问存在者,不像柏拉图那样在每一种存在者背后都找出一个作为先天原型的理念来,它是要着力追问人的现实存在,着眼于人的历史性的文化存在而沉思人的自由本质! 因此这里便有一个转换,即文化哲学将一般的存在论差异转换成人的特殊存在论差异。这一转换的重大意义在于,它扭转了哲学在与生活世界相分离的抽象普遍的观念世界中寻找人的存在意义的做法,消除了哲学追问的无根状态。
  在弄清文化哲学植根于其中的人的特殊存在论差异之前,有必要先了解一般存在论差异的基本内涵。哲学不同于科学,后者是关于诸存在者领域的实证性研究,而哲学则是关于存在的存在论层次上的研究。哲学与科学的区别出于存在与存在者之间的差异,这种差异便是存在论差异。在后世哲学家中,海德格尔明确地把存在论差异揭示为哲学最基本的前提。他指出: 存在论“是以存在与存在者的区分为基础的。这种‘区分’可以更适当地用‘差异’这个名称来命名,后者指示着: 存在者与存在以某种方式相互分解、分离开来了,但又相互联系着,而且是自发地,而不只是根据一种‘区分’‘行为’。作为‘差异’的区分意味着: 在存在者与存在之间有一种分解”。根据海德格尔的考察,柏拉图之前的古希腊思想家首次原初地把存在把握为自然,其意为“自发地涌现、因而本质性地把自身植入涌现之中,进入敞开域中而自行敞开”。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自然作为存在被变化地思考为实体。实体是真正存在的东西,超越具体存在者并起限定作用。因此,从本质上来看形而上学所命名的是关于存在者之存在的先天性知识。随着柏拉图把存在解释为相,作为超物理学的形而上学才真正开始。海德格尔甚至断言,“在全部后继时代里,形而上学烙印了西方哲学的本质。自柏拉图直到尼采,西方哲学的历史就是形而上学的历史”。这也就是说,存在论差异贯穿于西方哲学的整个历史之中,具有基础性和一般性的意义。正是以柏拉图为开端,形而上学开始了用超感性的价值世界来衡量现实生活世界的本质主义传统。但是,引领哲学实行超越的善和价值如果脱离了人的存在便是没有根的和没有意义的。马克思曾着眼于“世界的二重化”并深刻地指出: “人奉献给上帝的越多,他留给自身的就越少”。人的存在意义植根于此岸的生活世界,这就要求哲学的超越追问将转向“此岸世界的真理”。这种转向的目标在于,从人自身的存在论差异中寻找实行超越的基础,把人类历史描绘为自身奠基者的超越。
  文化哲学的核心就在于自觉地将一般存在论转换为人的特殊存在论,其意义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它将哲学的超越追问置回到人的生活世界之中以消除理论哲学的抽象性,突显出人的特殊存在的超越意义。其次,它突显出人区别于人之外的其他存在者具有存在领会、筹划并对存在进行概念把握的能力,因此指示出人的特殊存在论是通向一般存在论的道路。如果说哲学在起源上惊讶于“存在者存在”,那么文化哲学的动力就在于惊讶于“人存在”。文化哲学的追问前提是人的特殊存在论差异,其追问目标就是人存在的超越性。通过对比,我们能更明确地理解人的存在论差异的基础地位。各种关于人的实证科学,其研究的目标就是确证人在存在者层面上的特征。比如,生理学就是要弄清楚人的生理特征、构造和机能,它根本不思考人的超越层面上的存在。在西方哲学传统中,主流观念是把人规定为理性的动物。在这种关于人的传统定义中,人的存在论差异就已经作为前提而在起作用了,逻各斯是与人的存在者层面的动物性相区别的东西,即人的本质规定性。在文化哲学的理解中,逻各斯不再指向与生活世界相脱离的理论理性,而是现实的实践智慧。在卡西尔的文化哲学中,人的逻各斯与动物性的差异被转换为自然与文化的差异。正是基于这种差异,卡西尔才“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来取代把人定义为理性的动物”。包括哲学人类学家蓝德曼也是基于人的存在论差异———作为人的第二天性的文化与人的自然特性的差异———才能判定“没有自然的人,甚至最早的人也是生存于文化之中”。
  在文化哲学的视野里,文化一方面是人作为社会的类存在以区别于其他自然存在物的本质规定性,另一方面又在历史实存的层面上是人的生存论规定。文化作为人的本质规定是内在于人的,是一种社会历史性的融个体差异性于一体的存在规定; 文化作为人的实存规定意指人所特有的生存方式,是人以自由的姿态来完善自身的过程,因此体现着文化所具有的历史的建设性和进步性。哲学人类学家蓝德曼的判定———“没有自然的人,甚至最早的人也是生存于文化之中”———对于我们理解文化在存在论上的本质超越性具有明显的提示作用。考察人类的历史,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就是每个历史时代的人们都在进行文化创造,尤其是现代历史阶段,人类在文化实践方面的创造力得到前所未有的增长。蓝德曼指出,“文化创造比我们迄今为止所相信的有更加广阔和更加深刻的内涵。人类生活的基础不是自然安排,而是文化形成的形式和习惯”。就自然物与人相区别的广义层面而言,一切自然存在物在其存在中也就是在自然给它所限定的条件中存在。人类文化的原始创造意义就是要突破自然加给人的限定,因此就人的本质规定而言文化就意味着超越。恩格斯也曾明确指出: “最初的、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人,在一切本质方面是和动物本身一样不自由的; 但是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在文化哲学的视野里,正是通过文化的本质超越性而把人与其他一切存在者区分开来了。从狭义的社会生活世界内部来看,文化的超越意义同样明显,因为文化是作为社会产品的文明尺度而存在的。与自然物相类似,社会产品在其物质内容层面具有给定的实在性,但是文化却赋予物质财富以伦理道德以及审美的自由维度。在超越物质实在性的层面上,文化的本质规定具有形式的普遍性。但是,文化哲学的超越解释和传统理论哲学的超越观念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差异。传统理论哲学的超越追问所追求的依然是存在者,而且是超历史性的普遍存在者和最高存在者。文化超越的普遍性不是抽象普遍性,而是指向文化实践的开放的形式规定。形而上学的普遍性是理论层面的,“是一种绝对的普遍性,它是一种‘理念’和‘原型’,这种‘理念’和‘原型’对特殊和具体事物有一种规范作用”。如果我们不考虑文化现象和文化要素的多样性,而只在存在论层面上沉思文化,那么文化的超越规定在根本上乃具有形式的意义。在人之为人的历史可能性上,文化的形式规定具有解释学上的基础地位。文化在形式规定方面不是实指的,不是某一个民族在某一历史时期的文化模式。文化在存在论上的形式规定,所阐明的是人在本性上的超越规定,具有永恒的超越意义。
  基于文化哲学所遵循的存在论转向,文化的本质就不再是形而上学所设定的恒久不变的理性物。在人的特殊存在论视域中,文化的本质必须基于人的具体生存实践来追问。这种与理论哲学的本质主义路向完全不同的追问方式,在海德格尔的生存论中得到了明晰的阐述。生存论的要义在于依托此在的优先性对其进行存在论的追问。此在这种特殊存在者的本质在于它“去存在”。“如果竟谈得上这种存在者是什么,那么它‘是什么’[essentia]也必须从它怎样去是、从它的存在[existentia]来理解。”
  文化哲学采用生存论的方式将文化的本质追问推进到实存追问之中,不同之处在于它把文化的实存把握为文化的实践生成。文化的本质规定象征着人自由生存的可能性,它作为单纯的主体性只有在实践中实现出来才具有真实的意义。文化哲学在实存层面上追问文化,其基本目标是探求文化的历史超越性,也即文化面向未来所具有的历史建设性。在历史实存层面上,人的生活的丰富性和自由要求我们必须去考察文化的创造生成和内容,更重要的是去探索文化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的意义主要是面向未来的,标明的是人在生存层面上具有总体性的理想价值取向。真正符合人的尊严和自由的文化,将是文化哲学舍弃不掉的目标。按照卡西尔的总结来说: “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文化,可以被称之为人不断自我解放的历程。语言、艺术、宗教、科学,是这一历程中的不同阶段。在所有这些阶段中,人都发现并且证实了一种新的力量———建设一个人自己的世界、一个‘理想’世界的力量”。
  我们看到文化作为人的存在规定,标明了两方面的超越性: 原始的形式层面的超越性和历史的实存层面的超越性,它们统一于人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实践总体性。柏拉图主义作为理性形而上学的整体命名着“大写的哲学”,它一直企图表象和论证文化的核心价值。文化哲学作为一种新的哲学形态是与旧的并且自柏拉图以来一直存在于西方传统中的理论哲学主流相对立的,它具有思想和实践上的双重建构意义。文化哲学作为一种新的哲学形态致力于克服理论哲学的抽象的非人性,以追问人自身及其文化世界的现实超越性为目标。就此而言,文化哲学就是一种后形而上学的哲学形态。文化哲学的合法性源自人的生活世界,而文化作为人的生存方式和实践是直接统一的。从哲学史上来考察,实践哲学与理论哲学的对立要远远早于现代文化哲学与理论哲学的对立。自亚里士多德开始,就形成了实践哲学的传统。实践哲学传统在近现代西方哲学中的复兴正标志着理论哲学传统的终结,从而也开启了一个后形而上学的思想境域。文化哲学的兴起只有依托于实践哲学的语境才成为可能。如果我们从实践的特殊性和超越性方面来考察文化实践,它便意指人的自由自觉的创造活动。文化实践是作为总体的实践的一种特殊方式。因此,我们可以把文化哲学作为一种特殊的实践哲学形态来把握。在这个基础上,我认为才能于大写的哲学终结之际更本真地把握文化哲学的思想意义。在海德格尔的考察中,大写哲学的终结同时还意味着哲学自身的完成和持续。“哲学之发展为独立的诸科学———而诸科学之间却又愈来愈显着地相互沟通起来———乃是哲学的合法的完成。”
  哲学完成于科学技术并不是无关痛痒的事情。理论哲学在对理性优先性的设定中贬低实践的生活世界的意义。现在,技术形而上学同样危害着人的生活世界。“哲学之终结显示为一个科学技术世界以及相应于这个世界的社会秩序的可控制的设置的胜利。”在技术谋利的无度进步中,生活世界的丰富意义面临着被掏空的危险。不论是理论哲学还是作为其完成形态的技术形而上学,都是对思想和生活的特殊性及现实历史超越性的贬低。因此,要恢复人之存在的本源的历史意义,思想就应该越来越具有实践智慧的内涵。文化哲学作为一种特殊的实践哲学形态,它的深刻思想意义就在于具有实践智慧的本性。很多西方现代文化批判理论家对艺术和美学的解放作用的强调就已经设定了文化具有实践智慧的本性。
  文化哲学作为特殊的实践智慧具有现实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相对于纯粹理论活动的思辨抽象性而言,实践智慧意味着自由的思想活动; 相对于技术生产中的强制异化和“集置”而言,文化实践则是超越主客体权力构架的自由本真的创造活动。自由的思想活动和自由的文化实践活动承载着人将技术形而上学转渡到历史的另一个开端中去的希望。对于这“历史的另一个开端”,马克思寄予人以自由发展的希望,而海德格尔则遥望了人诗意地栖居的可能性。另外,文化哲学作为实践智慧,还能为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往提供世界历史的人类性视域。从理性形而上学到技术形而上学,其中一直隐藏着西方中心主义的危险。海德格尔更是明确地指出: “哲学之终结就意味着植根于西方—欧洲思维的世界文明之开端”。与此相反,文化哲学所构建的将是多种类型文化之间交往的“执中视域”,是对文化交往中的中心主义、相对主义视域的克服。对于此点已有学者指出,在全球化背景下基于人类自由的文化交往将形成崭新的“‘超文化类型’———世界文化”。作为超文化类型的世界文化并不是以理论的姿态预先设定的,而是在不同民族的文化对话和交往中实践地生成的。世界文化作为不同类型文化交往的执中视域,对于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构建自己独特的发展模式具有重大意义。中国模式的特殊性并不采取具有殖民霸权特征的同质化逻辑,而是以开放性的姿态积极地参与建构一种崭新的普遍性。“这种普遍性不同于西方文化的普遍性: 它是代表人类共同利益的普遍性。”
  西方文化的普遍性植根于同质化的逻辑,是一种非差异性同一的模式。世界文化的人类普遍性则是差异性同一的模式,是融合不同文化的特殊性于一体的自由维度。这也表明世界文化包含着把人当作类存在物来理解的视角,其重要意义正如马克思所阐明的: “人把自身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
  [参 考 文 献]
  [1] 海德格尔. 尼采[M]. 孙周兴,译 .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2.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一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5.
  [3] 恩斯特·卡西尔. 人论[M]. 甘阳,译 .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4] 蓝德曼. 哲学人类学[M]. 彭富春,译 . 工人出版社,1988.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三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5: 456.
  [6] 丁立群. 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 孰为第一哲学? [J]. 哲学研究,2012,( 1) : 78 -97.
  [7] 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M]. 陈嘉映,王庆节,译 . 修订译本 .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49.
  [8] 海德格尔. 面向思的事情[M]. 陈小文,孙周兴,译 .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9.
  [9] 丁立群. 全球化的文化选择[J]. 哲学研究,2008,( 11) : 116 -121.
  [10] 丁立群. 普遍性: 中国道路的重要维度———一种文化哲学的思考[J]. 求是学刊,2012,( 1) : 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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