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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英格兰的遗嘱的形式、内容及特征

   发布时间:2018-07-24   [点击量:443]  


摘要:在英格兰,遗言最早呈现于盎格鲁 撒克逊时期。到12、13世纪, 遗曬的格局和内容取得重要开展, 并构成一 定格局,直到16世纪宗教改革时期才再次发作改变。 中世纪英格兰遗言首要包含表达虚诚和分配遗产两个方面的内容,是具有精力和物质两层功用的一类文献, 能够确保立遗言人的阅历在尘世和来世之 间坚持完美的连贯性。遗言包含的年代信息十分丰富,触及宗教观念、 家庭结构、承继准则、社会活动等问题,对经济史、 社会史、教会史、法制史等研讨領域的开展都有相当重要的含义。毫无疑问,里清它们的史料价值对英格兰中世纪史研讨将大有神益。


关键词:中世纪,英格兰, 遗言; 


Medieval English Wills and its Importance in Historical Studies


  Abstract:In England, the earliest wills appeared in the Anglo-Saxon period, and its form and content developed and eventually finalized during the twelfth to thirteenth centuries. Further changes did not happen until the Reformation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The Medieval English wills mainly consisted of two aspects of information, to express piety and to tell the way of legacy distribution. The wills are therefore important in terms of both spirit and material. Since the rich information that the wills contain regarding religious conceptions, familial structure, inheritance, and social mobility etc., undoubtedly, the studies of medieval history would be benefited significantly by recognition of the value of the wills as an important historical sources.
  
  Keyword:the Middle Ages; England; wills;


  遗言, 是指遗产一切人处理其身后产业的合法方法, 也指用于标明立遗言人处理产业的书面文件, 及合法有用的“口述”遗言。1在西方, 很早就有临终之前树立遗言的传统。在英格兰, “遗言”最早呈现于盎格鲁-撒克逊时期。那时能留下遗言的人均属国王、贵族和教会上层人士。诺曼降服之后, 尤其是到了中世纪中后期, 跟着经济的开展和私人财富的堆集, 一般市民、工匠、商人等社会阶级也开端立遗言, 表达崇奉, 并分配自己的产业。在这个时期, “炼狱” (Purgatory) 的观念开端盛行, 2人人都等待“好死” (good death) .这要求死者除了要忠于忠诚的崇奉, 还要在离世之前对其身后的尘世做好组织, 那就是留下遗言。3中世纪遗言往往以忠诚的言语开端, 然后是对身后身体和典礼的组织, 终究是处置产业的细节。因而, 中世纪的遗言是处理产业分割的一种法令途径, 一起也是一类处理魂灵安顿问题的宗教文献, 具有物质和精力的两层含义。4正由于遗言作为这样一种前史文献的性质, 其内容之中才包含了很多的年代信息, 成为研讨中世纪的宗教观念、家庭与亲属、承继准则、人口与经济状况等问题的重要材料。厘清它们的史料价值对英格兰中世纪史研讨无疑大有裨益。
  
  鉴于遗言的重要价值, 西方学界早就对其展开讨论。得益于数量上的优势, 近代前期的遗言得到了广泛运用, 奈周·顾斯 (Nigel Goose) 和内斯塔·埃文斯 (Nesta Evans) 曾专文讨论这个时期英格兰遗言的史料价值, 并详细收拾了自20世纪中叶以来研讨者们运用遗言进行专题研讨的首要作用。1在对中世纪遗言的研讨方面, 卡罗琳·斯基尔 (Caroline A.J.Skeel) 曾对遗言的内容和价值做出过底子结论, 他以为, 遗言的内容简直触及到了其时社会日子的各个范畴, 包含了比如宗教崇奉、工商业开展、慈悲行为等方面的丰厚内容, 遭到各个范畴的研讨者们的注重。2斯基尔的结论无疑是正确的。跟着年代的开展, 遗言得到了更广泛的运用。至于遗言对现代史学研讨的价值, 还有必要进一步论说。尔后, 迈克尔。M.希汉 (Michael M.Sheehan) 以法令史家的眼光, 对英格兰自皈依基督教到爱德华一世控制时期的遗言的开展状况进行了系统收拾, 并讨论了在此进程中基督教在刻画西方文明中的重要作用。3除此之外, 琳达·托勒顿 (Linda Tollerton) 注重的目标是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遗言。她回忆了学界运用遗言来研讨诺曼降服之前贵族家庭土地搬运、妇女位置和社会的识字文明等范畴的研讨现状, 并对成文遗言呈现的原因、进程及其价值进行了讨论。4现在来看, 虽然英格兰遗言的前期开展头绪得到厘清, 但研讨者们调查的首要是遗言的缔结与实行在英格兰法制史演进中的含义, 现在没有见有人对中世纪 (尤其是中晚期) 英格兰的遗言的社会功用和史料价值进行过深入讨论。在我国学界, 现已有研讨者注意到遗言的共同价值, 但还未见有人专门论及遗言作为一种前史文献的含义。1从这个层面上来讲, 关于中世纪英格兰遗言的社会功用和研讨价值有必要进行系统收拾。
  
  自从进入19世纪以来, 英国学者就现已开端了对中世纪英格兰遗言的收拾出书作业, 截止到现在, 现已有很多遗言文本问世。它们来自英国数个城市和区域, 如伦敦、埃克塞特 (Exeter) 、林肯 (Lincoln) 、彻斯特 (Chester) 、约克 (York) 、诺丁汉 (Nottingham) 、肯特 (Kent) 、牛津 (Oxford) 、康沃尔 (Cornwall) 等地。6上述遗言数量已不小, 再加上散见于其他文献中的片段, 以及经过在线途径见到的文本, 足以为咱们其时的研讨供给文献支撑。1本文企图在对这些遗言的格局与内容进行剖析的基础上, 结合前人的研讨作用, 对中世纪 (1066-1500年) 英格兰的遗言的方法、内容、特征等问题进行系统调查, 并厘清它们的史料价值, 以期对其时我国中世纪史研讨及文献库建造供给一些头绪。
  
  一、遗言的开展头绪及特征
  
  英格兰前史上的遗言是在基督教传入之后开端呈现的。开端, 个人处置产业的理念与日耳曼人的风俗是抵触的, 由于在后者那里, 人身后没有遗言, 产业应于家庭亲属之间分割。2不过, 基督教会的介入仍是使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习气发作了新的改变。教会建议人们在生前和身后进行捐献和布施, 这有利于他们的魂灵。到8世纪下半叶, 在逝世之时处置产业的做法 (以礼物的方法) 在英格兰南部现已十分遍及。在理论上来讲, 乃至自在人也能够表达自己关于产业处置的“遗愿”.它们底子上都是口头行为, 在当事人身后才被记录下来。3很多依据标明, 产业和承继的概念在其时的英格兰现已开端呈现, 人们对个人产业的权力增强, 能够决定谁在他身后得到遗产。虽然如此, 许多法令史家对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遗言”的法令特性标明质疑, 由于他们纠结于文本的司法含义。哈泽尔汀 (H.D.Hazeltine) 以为, 这些文献虽然被冠以“遗言”的称号, 但还不是咱们现代含义上法令文件。由于“遗言”不仅是单方面处理产业、并在立遗言人逝世之时收效的书面文件, 它还需具有可吊销性、非固定性和受益人断定性的特色。并且, 立遗言人的姓名和断定日期都应包含在内。虽然在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遗言”中, 能够找到上述一两个要素, 但它们并不包含一切的要素。经过它们, 咱们仅仅能够看到人们是怎么终究取得自在处理产业的权力的。4而在此前, 梅特兰 (F.W.Maitland) 现已指出, 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遗言“界定不甚明晰” (ill-defined) , 既非罗马时期的“遗言”, 也非中世纪晚期的法令东西。5
  
  诺曼降服今后, 之前运用“身后礼物” (post obitgift) 和“临终礼物” (death-bedgift) 来分配产业的习气被沿用下来。此刻, 罗马法 (Roman law) 开端得到研讨, 这使“遗言”作为一种法令文件来处理产业的观念在西北欧得到传播。在英格兰, 跟着教会力气的开展, 它开端为死时处理产业供给准则性支撑。12世纪中后期, 教会声称监督遗言的定立和实行。与此一起, “遗言” (testamentum) 作为临终之时分配产业的一种文献逐步为群众所承受, 其可吊销性 (revocability) 得到认可, 当然, 这是一个缓慢的开展进程。但到13世纪上半叶, 书面遗言开端很多呈现, 其作为“单边性” (unilateral) 遗赠文献得到遍及运用, 教会法庭 (ecclesiastical courts) 对“遗言”定立和实行的监督权也现已牢固树立下来。1此外, 到1285年, 遗言实行人 (executors) 作为立遗言人代表的身份取得一般法的供认, 它使英格兰的遗言成为灵活而有用地司法东西。2在上述开展进程中, 一次标志性的作业呈现在1287年, 埃克塞特主教彼得·魁尼尔 (Bishop Peter Quinel) 规则:假如有人期望定立遗言, 教区 (或堂区, parish) 的教士应该协助他们, 一起需求两名或更多的见证人出头, 这样他们才干处理自己的产业。遗言能够是书面 (in scriptis) 的, 也能够是“口头的” (nuncupativum) , 只需有能在日后作证的见证人在场。3立遗言人有必要指定一名或多名实行人, 后者一般应为教士, 除非主教给予特别许可。当立遗言人逝世之后, 实行人有必要到当地教会法庭中证明遗言的实在性, 这个进程即“遗言认证” (probate) .4假如遗言实在性得到认可, 法庭便会授权实行人清理立遗言人的动产 (bonummobilis/moveable goods) , 并在别人见证下列出清单 (inventarium/inventory) .上述进程应尽量在当事人逝世之后十五日之内完结。完好的清单被呈给法庭之后, 实行人即可得到进一步授权来办理遗产并实行遗言。尔后, 法庭可能也会要求查验书面账目 (written accounts) .实行人能够从遗产中获取合理的费用, 但假如在一年之内, 遗言未能实行完毕, 教会则有找人替代他的权力。5正是从此刻开端, 更多的一般人 (市民、工匠等) 开端留下遗言。跟着时刻的推移和遗言认证的开展, 遗言的数量极大添加。
  
  监督遗言实行的法庭视立遗言人曾寓居或产业所在地而定。在英格兰南部, 假如立遗言人的产业坐落超越两个或以上的主教区, 那么, 其监督权就会被置于坎特伯雷大主教坐落伦敦的特权法庭 (Prerogative court) 之下。但关于不少区域而言, 将遗言带到伦敦用时较长, 成本也很高。实行人往往雇佣一名“代理人” (proctor) 来处理这样的作业, 因而, 这类人的姓名常常呈现在触及遗言认证的文献之中。事实上, 假如遇到主教或大主教“巡游” (visitation) , 下级管辖权可能就会被推翻。上述状况使遗言实行十分费事。很可能, 有些人顾及这些要素, 底子就不立遗言。其实, 即便指定了实行人, 这些人也很可能不实行职责, 以至于法庭不得不另选其人来代替其空缺。6
  
  大多数的遗言处理的仅仅是动产。不动产的处理状况则较为杂乱。在城市, 具有不动产 (real/immoveable property) 的人就具有实践的一切权, 因而, 他们都能够在遗言中进行处置, 仅仅有的当地需求市长或其他官员作见证人。7但是在村庄, 不动产往往持有自上一级领主, 只要他才有权力将该产业搬运给另一个人, 以及在现持有人死去而没有承继人的时分将其回收。还有些不动产只能够传给持有者的承继人, 而不能被自在处置。不仅如此, 有时尘俗领主宣布有权力处置不动产的争议, 教会就无从插手。为了应对这些状况, 有些人挑选另立一份“遗言” (devisum/devise或will of land) , 将不动产 (首要是土地) 搬运给“领受人” (feoffees, 或办理人) .“领受人”依照立遗言人的指示来处理产业。这样就能确保, 在产业不必易手的状况下, 衍生的收入归于特定的人, 而不是产业的主人。81457年, 乔安娜·克林顿将自己的地产在其身后三年内持续搬运给其领受人, 但其收益由遗言实行人获取, 用来付出她的债款。1也有一些状况, 立遗言人将土地遗赠给亲属, 仅供受赠人终生运用, 待其身后将其回收。2
  
  归纳来看, 中世纪英格兰遗言呈现出如下特色。第一, 在近代前期之前的英格兰, 保存下来的遗言数量不大。据统计, 14世纪及之前, 被保存下来的遗言仅有6100余份。法庭上的遗言挂号呈现于15世纪末, 这添加了遗言保存的几率。因而, 1400-1500年得以保存下来的遗言现已挨近36000份, 是之前数百年的近6倍。即便如此, 15世纪之前保存下来的遗言总数也不过42000余份。相比之下, 1500-1700年间保存下来的遗言数量则至少有75万多份。跟着需求的添加和保存条件的改进, 今日能够见到的近代前期的遗言数量已是适当巨大, 据艾米·埃里克森 (Amy Louise Erickson) 估量, 从16世纪中叶到18世纪中叶, 保存下来的遗言现已超越200万份。3第二, 现存的中世纪遗言在地舆上散布不均匀。从全英格兰来看, 遗言保存最好、数量最多的当地是伦敦城与英国东部的诺福克 (Norfolk) 、萨福克 (Suffolk) 等郡, 西南部康沃尔郡的遗言数量很少, 乃至无法汇编成卷。直到1400年, 该郡才有九份完好格局的遗言, 而其间五份的内容仍是不完好的。进入15世纪, 状况有所好转, 但也仅有47份文本完好的遗言得以保存 (宗教改革之前, 它的总数为108份) .4在坐落中西部的赫里福德主教区 (diocese of Hereford) , 15世纪的法庭记录虽然有数千次遗言挂号, 但只要少量遗言被保存下来。而在英格兰东部, 圣阿尔班斯 (St Albans) 副主教辖区在1430-1480年间就有超越1300份遗言得以保存, 其间仅圣阿尔班小镇就有303份。5第三, 在中世纪, 立遗言人的身份在法令上还有不少约束。例如, 僧侣、修士和修女是不能立遗言的;农奴立遗言的权力是受约束的, 由于他们的领主对此有否决权;已婚妇女在有老公赞同的状况下才干进行有用的遗赠, 等等。6不过, 在12、13世纪, 有两个趋势值得注意:第一, 自在人和具有产业的未婚妇女定立遗言的权力得到维护;第二, 13世纪的教会还企图将定立遗言的权力扩展到已婚妇女和不自在阶级 (servile classes) .7虽然上述教会的建议是否产生了抱负作用还很难点评, 但中世纪遗言的主人现已触及广泛的社会阶级。因而, 咱们发现, 约克的织工罗伯特·达克斯 (Robert Dacres) 在1498年定立遗言。8在有的庄园上, 农奴也能够定立遗言, 虽然地产管家 (bailiff) 在场是其有用的必要条件。9在伦敦和伯里圣埃德蒙兹 (Bury St.Edmunds) , 乃至还有少量遗言归于来自异国的商人。10
  
  二、遗言的格局与底子内容
  
  中世纪的遗言往往是书面的, 但口头遗言 (至少从8世纪末开端) 也被供认是处理动产的法令方法, 因而, 在相关人员在场的状况下也会得到实行。关于一般人而言, 由于遗言的内容较为简略, 执笔人由教士即可担任;但关于上层人士而言, 遗言更为杂乱, 可能就会由专业的律师 (attorneys) 或书记员 (secretaries) 来完结。在状况紧急的状况, 立遗言人乃至亲身操刀。1489年, 病重的理查德·埃奇库姆勋爵 (Sir Richard Edgcumbe) 在等待穿越海峡去布列塔尼的时分写下了遗言, 到达意图地后, 他就逝世了。他当然知道自己的遗言没有运用正确的法令格局, 因而, 他在完毕处做了补白。无独有偶, 1375年康沃尔郡守威廉·克兰韦尔 (William Cranewell) 的遗言也是自己亲手所写。1开端, 遗言运用拉丁语写成, 到14世纪中叶, 有少量的法语文本呈现。大约到了14世纪末, 遗言书写也开端用英语, 但直到16世纪初宗教改革发作之后, 这种做法才遍及开来。别的, 进入15世纪, 遗言的开端往往注明, 它表达的是立遗言人的“终究遗愿” (ultima voluntas) , 因而, 从此刻开端, 它们被称为“终究遗言” (testament of my last will或testament and last will) , 这就使“will”替代“testament”成为指代这种文献的专有词汇。2
  
  具有“一般格局” (common form) 的遗言包含开端和正文两个部分。在开端句“以吾主的名义, 阿门” (in Dei Nomine/in the name of God, Amen) 之后, 3遗言开端以第一人称 (ego) 行文, 首要触及立遗言人的个人信息, 首要包含:缔结遗言的日期 (1225年今后成为格局内容之一) 、立遗言人的姓名, 往往也包含他们的位置 (如贵族) 和作业 (如商人) , 寓居地址, 以及立遗言时所在的状况。许多人都说到自己的身体现已垂老或患病, 但“思维和回忆尚明晰” (sane memorie et compos mentis) , 或相似的词汇。接着是固定句式:我将自己的魂灵献给全能的吾主, 圣母玛利亚和一切的圣人们。4然后, 立遗言人会挑选掩埋自己身体的当地, 往往就是自己生前所属的教堂, 有些人的要求则更为详细。在伦敦, 1370年, 金匠托马斯的遗孀爱丽丝·伊佩格拉芙 (Alice Ippegrave) 要求自己身后要埋在老公的墓地周围。1449年的格里高利·威廉和1456年约翰·卡特挑选的葬身之地都是生前所属教堂自己常常坐的长椅下 (le Pewe/where heused tosit) .5
  
  断定掩埋之地之后, 就是触及立遗言人处理身后之事的正文部分。该部分虽然首要是是对个人产业的处置, 但触及精力和物质两个方面的内容。精力方面, 即立遗言人经过“宗教性的遗赠” (religious bequests) 来表达忠诚的崇奉, 首要包含对天主的忠诚、对典礼的特别组织、对身后留念的要求等等。
  
  在遗言中提出上述要求是当事人死前所能为自己的来世做得终究一次组织。那时的人深知, 身后的救赎需求依赖于别人, 更多的祈求也能充任加速走向天堂的脚步。因而, 立遗言人都会向教会捐献产业, 对身后典礼的诸环节预留费用, 并向贫民布施金钱或食物。6捐献和布施之下, 他们往往有特别的要求, 如葬礼中呈现的物品、送葬部队的组成人员等。伦敦的菲力帕·拉塞尔 (Philippa Russell) 要求自己的葬礼要有6支蜡质火把, 然后将它们分配给自己与爸爸妈妈所属的六个教堂。她向贫民、病人布施, 并拿出1镑钱构筑桥梁。终究, 她留给生前所属的一个教堂20马克 (13镑6先令8便士) 来进行她与爸爸妈妈的留念弥撒, 时刻长达40年。7在西部城市布里斯托尔 (Bristol) , 许多立遗言人都对丧礼的到会人员有特别要求, 并给予相应人员必定酬劳。1404年, 约翰·班伯里 (John Bannebury) 要求24个贫民手持火把呈现在其掩埋及之前的典礼之中, 每个人能够得到一件长袍、头巾, 和2个银先令。五名教士在教区教堂掌管弥撒, 每人得到1先令。别的还需求19名教士呈现在丧礼之中 (即贫民和教士各24人) , 每人会得到4便士。1411年, 约翰·理查德 (John Richard) 在遗言中说, 在掩埋之日, 布施给贫民的面包应价值20先令, 24个贫民每人能够得到一双鞋子, 其间13人应身穿威尔士黄褐色的衣服。1至于弥撒的数量, “圣格里高利追思弥撒” (trental of St.Gregory) 适当常见, 它是一种包含三十次弥撒的礼拜式, 平均散布在十个严重节日上。不少人要求更多的弥撒。伦敦的杂货商威廉·斯当顿 (William Staundon) 要求在其身后的三天之内, 要为其举办1000次弥撒, 其身后的每个季度都要举办500次弥撒。康沃尔的约翰·阿伦德尔 (John Arundel) 花费12镑要求3000次。2当然, 关于那些更为殷实和愈加忠诚的人而言, 树立一个小礼拜堂 (chantry) 来为自己 (或其家人) 魂灵祈求是惯常做法。但关于大多数人而言, 供养一个小礼拜堂则更为实践。3在康沃尔, 1348年, 小礼拜堂的教士每人每年需求3镑6先令8便士 (6人共30马克) , 到1428年, 跟着物价和工资水平的进步, 这项费用现已添加到6英镑13先令4便士 (10马克) .4在布里斯托尔, 1424年, 约翰·吉 (John Gy) 要求, 葬礼之后的一个月内每天都要进行留念弥撒。1436年, 约翰·莱斯特 (John leycestre) 允诺给参与其葬礼之后四周每天举办的留念弥撒的每一个神职人员6先令8便士。罗伯特·辛德 (Robert Hynd) 在1476年答应给在掩埋当天和葬礼之后一个月内每天宵禁之时敲钟的教士16先令8便士。5立遗言人对教堂捐献了方法多样的很多资产, 除了现金之外, 各式祈求书、礼服、蜡烛等也赫然在列。更有甚者, 为了完成魂灵的救赎, 还有一些立遗言人会预留一些钱找人以自己的名义去朝圣, 意图地包含坎特伯雷 (Canterbury) 、罗马、耶路撒冷和西班牙孔波斯泰拉的圣地亚哥 (Santiago of Compostella) 等地。1348年, 伦敦的袜商约翰·德·霍莱斯 (John de Holegh, hosier) 要求两次朝圣, 一次去往耶路撒冷的圣墓堂 (Holy Sepulchre) 、西奈山的圣凯瑟琳墓, 另一次是去孔波斯泰拉的圣地亚哥, 预留资金分别是20镑和7镑。假如没有找到适宜的人选, 这些钱一半布施给贫民, 另一半来修理间隔伦敦20英里之内的马路。1382和1383年, 约翰·德·古尔德福德 (John de Guldeford) 和罗杰·柯莱德 (Roger Crede) 则都为去往罗马的朝圣留下了资金。6
  
  物质方面, 即立遗言人尘俗性的遗赠。在“遗产”列表之中, 并非只要现金, 土地、修建、粮食、家畜、产品、出产东西、家具、日子用具 (杯子、盘子、汤勺等) 、个人衣物、珠宝等都是常见之物, 有时还有其它收入 (如地租) .不过, 在分配之前, 还要完结清偿债款的作业。一般来说, 遗产肯定在涵盖债款之后还有剩下, 不过也有破例。1387年, 康沃尔郡圣艾夫 (St Ive) 一名叫约翰·凯茨 (John Keych) 的农民的遗产清单证明, 他的遗产价值为12英镑12先令6便士, 但其所欠22个组织与个人的债款高达25英镑15先令10便士, 竟然是其遗产的两倍之多。7在遗产详细分配方面, 最重要的当然是留给爱人、子女的份额。在中世纪英格兰, 盛行有这样的传统, 妻子往往能够得到其老公产业的一半;假如存在还没有得到产业的孩子的话, 她只会得到1/3.孩子的份额往往是1/3, 假如没有妻子, 他的份额就会添加到1/2.1当然有的立遗言人也自在分配份额。1439年, 伦敦的皮革匠尼古拉斯·查尔顿 (Nicholas Charleton) 要求, 其遗产在完结忠诚的捐献和偿还债款之后, 剩下份额分红三份, 妻子能够得到其间的2/3.2假如现已对爱人、子女做好组织, 遗言中有可能不会呈现他们的姓名。遗产的受益人除了爱人、子女之外, 其他亲属 (兄弟姐妹、女婿) 、朋友或家丁等也可能会得到或多或少的产业。咱们发现, 在有的当地, 尘俗遗赠部分的价值要远远超越对教会的捐献。例如, 在伊顿公学 (Eton College) , 遗言 (共73份) 的共同特征是对家人和朋友的注重。即便那些最忠诚的立遗言人对家人、朋友、奴隶 (servants) 的遗赠也要超越捐献给教堂和布施的产业数量。其间, 8份遗言中乃至没有对教会的捐献。3
  
  在遗言的完毕, 首要是立遗言人对遗言实行的相关要求, 如实行人、见证人的姓名。前者可能是死者的妻子、成年子女、兄弟或朋友, 也可能是本教区的教士 (就像协助立遗言人预备逝世相同, 协助他定立遗言) .4后者身份不定, 在14世纪的遗言中, 但署名人的数量就多达10-15名, 名单往往以“与其别人” (et allis) 完毕, 妇女可能也会名列其间。5他们有时也会指定位置较高的人来监督遗言的实行。实行人和监督人都会得到必定的酬劳。实行完毕之后, 实行人会进行签章, 见证者的姓名也会呈现, 以证明遗言的实在性。遗言以定立日期作为完毕, 有时还包含地点。6当然, 有的遗言定立较早, 当事人在逝世之前还可能再添加一个附录 (codicilli/codicil) , 里边添加一些内容, 或对之前的组织做出一些调整。7
  
  三、遗言的史料价值
  
  遗言的价值在于, 它是立遗言人留给后人仅有的个人文献, 其内容简直触及了当事人所触摸的社会的各个方面。咱们从中世纪的遗言中能够找到黑死病、百年战争等大作业的头绪, 也能够找到其时思想观念和日常日子的细节。鉴于篇幅所限, 咱们首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择要阐释遗言关于中世纪史研讨的价值。
  
  首要, 遗言反应出中世纪人的逝世关和来世观, 是研讨逝世典礼 (death rituals) 的重要史料。在人类学家范热内普 (Arnold van Gennep) 看来, 人在生长进程中会遇到许多“危机”.为了应对“危机”, 人类社会就开展出一套完好典礼, 即“过渡礼仪” (rites of passage) .逝世是人生危机之一, 逝世典礼也就不行避免了。8作为一种“过渡礼仪”, 中世纪逝世典礼大致也有别离、阈限和聚合三个阶段, 即预备逝世、身后典礼和葬后留念。在中世纪, 预备逝世阶段关于死者尤为重要, 由于这是死者掌控个人救赎的终究时刻。1毫无疑问, 组织好自己的典礼与葬身之地、将魂灵献给天主意味着“有预备的逝世” (即所谓的“好死”) , 这是对死者适当重要的精力安慰。不仅如此, 虽然其时的教会和社会对身后典礼和留念有一套大致的程序, 但遗言中那些特别要求标明, 每一次典礼都可能有自己的特色。此外, 为了加速进入天堂的脚步, 立遗言人也经过布施, 交换别人的祈求和弥撒 (intercessory prayers, masses) 来完成。在权贵的遗言里, 对上述活动的要求尤为详细。仅再举一例。1426年12月29日, 埃克塞特公爵托马斯 (Thomas, Duke of Exeter) 在遗言中这样说:在身后第二天 (最多第二或第三天) , 为我, 以及我的爸爸妈妈、我的捐献人和一切死去的信徒做弥撒1000次 (其间专门提及了6种弥撒) , 做弥撒的教士一次能够得到4便士。我的葬礼无须奢华或额定的开支, 仅需5支细蜡烛放在身体周围, 在葬礼弥撒 (placebo and dirge) 中点起一些火把。在葬礼中, 要呈现穿戴白色衣服的贫困男女 (数量持平) 为我祈求, 这些品德较好的女人的酬劳为1便士, 男人的酬劳则跟我活着时散布施的相同多。我与妻子的每个周年留念日, 开支为40马克。此外, 还有对教会人士的遗赠等等。2实践上, 那些有助于完成立遗言人忠诚的意图、对其魂灵有好处的人, 简直都会得到奉送。因而, 在菲利普·阿里耶斯 (Philippe Ariès) 看来, 遗言把现实的产业与获救的事业联络在一起, 它是个人与天主签署的稳妥契约, 教堂是中间人:一份契约有两个意图, 它首要是“进入天堂的护照”, 确保立约人以付呈现世钞票的方法享受“永福”;它仍是“人世的通行证”, 经过忠诚的捐献, 人们就能够合法地享受现世的财富。3这种方法也确保了立遗言人在现世与来世之间坚持了完美的连续性。
  
  另一方面, 中世纪的逝世绝不仅仅是个人的作业, 而是一个“团体作业”.由于其时的人总是归于某一个共同体, 如“行会” (guilds) 或“兄弟会” (fraternity) .在中世纪城市, 这些组织是标准各式手工业和交易的组织, 一起也承担了必定的宗教和社会功用。因而, 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宗教团体, 它有一个圣徒维护人 (a patron saint) 、有一个专职教士 (chaplain) 来满意成员的精力需求, 并组织逝世成员的留念活动, 有时乃至为成员举办葬礼。4在遗言中, 咱们常常发现一些人向生前所属的组织进行捐献。1483年, 伦敦的皮革匠约翰·斯托克 (John Stok, skinner) 分别向皮革职业的“基督圣体兄弟会” (the Fraternity of Corpus Christi) 、盐业的“基督圣体兄弟会”捐献了加盖和镀金的高脚杯, 并向皮革职业的“圣母兄弟会” (the Fraternity of Our Lady) 、圣约翰教堂的“圣约翰福音传道者兄弟会” (the Fraternity of St.John Evangelist) 赠予了资产。工匠们内行会中有自己的利益, 乃至激起了一种“团体精力” (esprit of corps) .1369年, 鞣革匠威廉·莫斯哈茨 (William Mosehache, tanner) 留给妻子一张他内行会曾用的桌子, 以及他在职业界一切的权力, 条件是她嫁给行会的一个成员或不再嫁;其他的留给儿子, 条件是他今后也从事鞣革职业。5很明显, 遗言又成为立遗言人进行共同体身份认同的方法。共同体成员参与死者的葬礼和留念活动的含义也在于此。因而, 经过遗言供给的相关信息和尔后团体典礼的细节, 咱们就能够进一步知道中世纪共同体的杂乱功用及其维系的进程。
  
  在社会史含义上, 遗言包含的信息无疑更为丰厚。遗言是触及个人产业的文献, 它们的内容反映出当事人家庭的财富状况和收入来历。牛津郡的理查德·雷夫 (Richard Reve) 留给儿女、亲属的遗产竟以家畜为主, 总计有137只羊, 一头公牛, 两端母牛。其他还有6蒲式耳的豆子。这可能是当事人从事农业 (养羊) 出产的依据。1在城市, “中产阶级” (市民、工匠、商人) 现已堆集起不少财富, 并且存在必定不同。例如, 1426年, 伦敦的鱼贩威廉·戴维分配的遗产为近13英镑, 这并不包含为其做弥撒的教士的酬劳 (每人6便士) , 以及偿还完债款、实行人处理完毕之后剩下的部分。皮革匠尼古拉斯·查尔顿的遗产更多, 学徒和家丁都能够得到20先令。2牛津的医生约翰·柯蒂斯 (John Curteys) 仅用于为自己和爸爸妈妈做一年弥撒而捐献给寺院的钱就高达100英镑。3不仅如此, 他们的收入仍是多样化的。在索斯伯里 (Salisbury) , 约翰·勒纳奇 (John le Nhugge or Nugge) 在接近米尔福德的主教庄园自营地上具有126英亩土地 (由15名自在佃农播种) , 还具有6处店铺, 据估测, 他可能是女人服饰商人。这种日子状况在索斯伯里是“中等, 但还算舒适” (modest though not uncomfortable) .4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它们可能是前史上“中产阶级”鼓起最早和最直接的依据。
  
  遗言是家庭史研讨最重要的文献。最早出书遗言的哈里斯·尼古拉斯爵士 (Sir Harris Nicolas) 曾说, 假如从最早时期到17世纪的遗言的原文能得到出书, 那么有关这个国家家庭史的一切要素都可能得到恢复。5经过遗言, 咱们能够知道死者的家庭成员, 也至少追溯死者的三代系谱。普雷斯顿的约翰·斯图尔顿 (John Stourton, of Preston) 的遗言的片段通知咱们, 他与其父亲同名, 他的女儿叫塞西莉亚 (Cecilia) .他的哥哥是威廉 (可能是长子) , 是其父亲的承继人。威廉的儿子也与其祖父同名。约翰还有一个妹妹, 至少在其立遗言之时还尚在人世。6罗伯特·鲁斯 (Robert Roos) 通知咱们, 他是鲁斯的领主威廉的儿子, 他有三个儿子:亨利、约翰和阿里亚诺。7从理论上来讲, 假如有上述若干成员的遗言, 就能够恢复一个宗族的前史。在家庭结构方面, 遗言向咱们展示了中世纪家庭的特别性, 即它们是“户” (household) , 而非“核心家庭” (nuclear family) .8这个组织中, 有些人并非实在成员, 如家丁, 他们是户主的“依靠者”, 在人头税记录中被称为后者的“儿子 (或女儿) 与家丁”.他们之中, 有些人因表现杰出而得到死者的一些遗产。1339年, 布里奇斯托克 (Brigstock) 的休·塔尔伯特和爱玛·塔尔伯特配偶 (Hugh and Emma Talbot) 立下遗言, 等他们身后, 他们的女仆能够承继一处房子和院子。9另一些遗言则暗示了年轻的家丁的与雇主之间的“契约联系”.1408年, 约克的木匠托马斯·帕里斯 (Thomas Parys, Carpenter of York) 的遗言显示, 他与女仆爱丽丝存在一份时长五年的“合同”, 假如爱丽丝能在帕里斯身后持续实行这份合同, 直至完毕, 她将能得到2先令。10上述内容为研讨中世纪的家庭观念、劳作联系供给了很好的头绪。一起, 遗言也是研讨女人的产业权和社会位置的重要史料。在15世纪下半叶的伦敦遗言认证法庭 (London probate courts) 上, 呈现了十五位未婚妇女 (never-married women/singlewomen) 的遗言。它们证明, 这些终身未嫁的女人能够自在地处理自己的产业和土地。11长期以来, 能够留下遗言的妇女首要是寡妇 (windows) .直到《1882年已婚妇女产业法》 (Married Women's Property Act of 1882) 公布之前, 已婚妇女被视为“不合格的立遗言人”, 虽然少量妇女在老公的许可下也能够立遗言。不过, 在13、14世纪的埃克塞特, 咱们发现有四份遗言的主人是已婚妇女, 她们的姓氏却与老公不同, 而是依然运用了自己父亲的姓氏, 这标明她们现已承继不动产, 并能够自在地处理它们。罗莎蒙德·金明 (Rosamund Kymmyng, 1295) 的老公姓斯莫茨 (Smurch) , 她在遗言中向别人赠与了一处土地 (半英亩) 、两处房产, 及其他房产的租金收入。玛格丽特·德·考尔德科特 (Margaret de Coldecote, 1305) 的遗产不多, 她留给老公, 鞣革匠约翰·德·贝尔 (tanner John de Beare) 的房产是她以父亲的名义得到的婚前产业。威廉·德·拉·特鲁 (William de la Trewe) 的遗孀露西·德·考尔克特 (Lucy de Collecote, 1324) 除了将一处房产留给女儿乔安娜之外, 还将另一处承继自老公的产业卖掉作为救赎她与老公的魂灵的费用。阿格尼丝·德·沃德莱斯 (Agnes de Wodelegh, 1349) 的遗产更多, 她将数处不动产留给了老公约翰·德·怀特 (John de White) 、女儿, 及教堂的执事 (wardens) .毫无疑问, 在这方面, 城市妇女比其他区域的妇女有更大的自在。1英国出名人类学家艾伦·麦克法兰 (Alan Macfarlane) 曾指出, 13世纪的英国妇女就开端具有与男性相同的产业权力, 这是英国本位主义来源的重要标志。2上述妇女的遗言或许能够被视为该建议的重要依据。
  
  此外, 遗言还包含了触及其他研讨范畴的史料, 如医疗史和修建史。在立遗言人的遗赠目标中, 包含许多组织, 如医院 (hospitals) .在宗教改革之前, 它往往设在一处寺院之中。在伦敦, 圣玛丽医院、圣托马斯医院、圣巴洛托罗缪医院等在遗言中常常被提及。医院中的诸多成员成为受益人, 包含“被收容者” (inmates) 、“恶疾患者” (lazar) 、病人、贫民、僧侣和“姐妹”等。不仅如此, 伦敦 (及邻近) 那些专门收治麻风病人 (lepers) 的“学院” (Colleges) , 被冠以“封闭之所” (le loke) 的称号, 也是被捐献的目标。有些遗言注明晰捐献的条件, 往往就是供养一处小礼拜堂为自己和亲人的魂灵祈求。依据这些遗言, 再辅以其它信息, 咱们有可能恢复一幅伦敦区域医院的地舆散布图, 也能够对医院的功用及其间的相关人员构成做进一步剖析。3遗言还供给了关于中世纪教堂修建的相关信息。遗言往往说到当事人修理教堂的相关修建, 如钟塔 (bell tower) 、中殿 (nave) 、高坛的窗户 (altar windows) , 还会提及掩埋身体的坟场和石碑, 以及捐献给教堂的服饰、珠宝, 乃至盘子、树木等。因而, 在十五世纪的西肯特 (West Kent) , 从遗言中至少能够得到关于教堂结构、留念物 (monuments) 、装饰品 (ornaments) 、杂物 (varia) 等四个方面的信息, 这关于书写中世纪教堂修建和底层教会的前史是十分有价值的。4
  
  四、结语
  
  自上世纪下半叶以来, 英格兰的遗言从头遭到学界的注重, 并得到了不同范畴研讨者的广泛运用。除了本文所述之外, 研讨者们现已运用遗言来调查英格兰的人口改变、作业结构和经济水平、慈悲事业的开展、国民的识字率等问题, 并催生了很多的研讨作用。5但对其时的研讨而言, 中世纪英格兰遗言的价值彻底还远没有被“榨干”.这是由于遗言的内容和处理程序十分冗杂, 对遗言的阅览、归类和剖析作业需求投入更多的精力和时刻。并且, 跟着新的史学分支的涌现, 新方法、新问题层出不穷, 怎么运用新的视角看待遗言, 并从中发掘出新的信息, 现已成为研讨者们面对的新课题。
  
  当然, 在充分知道其价值的一起, 咱们也应对其缺点坚持警惕。遗言是一类十分有“欺骗性”的文献。由于它并没有通知研讨者死者的生平, 或立遗言时的底子布景。并且, 遗言的格局并非均是如此完好和统一。例如, 布里斯托尔的遗言仅仅用来“描绘葬礼的细节”, 对其他提及甚少。1这与1304年伯里圣埃德蒙兹的状况不同。由于, 在后者的遗言之中, 仅有18% (235) 提及了葬礼 (无需说明, 或进行了口头要求) .遗言中提及葬礼的最大多数是俗界教士 (70名立遗言人, 其间33个, 也就是47%提及葬礼) .这种高份额可能是由于遗言内容的细化, 以及没有孩子来组织葬礼。2一起, 定立遗言还需求遵从年代和当地习气。有些当地常常向修士遗赠资产, 可能是由于修士受欢迎, 也可能是为了留念某位修士 (和其它忠诚的意图) .3别的, 在弥留之际, 立遗言人可能对自己的产业及其价值并没有精确地计算, 那些需求处理的“其它产业”有多少很难断定, 相较之下, 遗言认证产业清单可能是了解当事人实在经济状况更为可靠的依据。鉴于以上原因, 在运用遗言解释某一前史现象之时, 还需求归纳运用其他史料进行佐证, 这样才干得出更全面和更明晰的知道。

注释

1《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 (第18卷) ,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书社不列颠百科全书编辑部编译,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书社, 1999年, 第238页。
  2 雅克·勒高夫以为, “炼狱”观念构成于12世纪下半叶, 并在13世纪为西欧人所遍及承受。Jacques Le Goff, The Birth of Purgatory, translated by Arthur Goldhammer, Aldershot:Scholar Press, 1990, pp.209-233.
  3 大多数遗言均非仅仅到了弥留之际才断定。在约克, 遗言大多作于逝世之前的一周或十天之内;而在15世纪的诺福克, 50%的遗言立于当事人逝世之前的三个月到两年之内。伦敦的“老姑娘”菲力帕·拉塞尔 (Philippa Russell) 在1458年定立遗言, 到次年的1月, 她才逝世。尤其令人意外的是, 索斯伯里 (市民约翰的逝世日期竟然在其定立遗言25年后。Christopher Daniell, Death and Burial in Medieval England, 1066-1500, London:Routledge, 1997, p.32.Judith M.Bennett and Christopher Whittick, “Philippa Russell and the Wills of London's Late Medieval Singlewomen”, The London Journal, Vol.32, No.3, 2007, p.254.William Smith, “Two Medieval Salisbury Wills”, Journal of the Societyof Archivists, Vol.10, No.3, 1989, pp.118, 121.
  4 Paul Binski, Medieval Death:Ritual and Representation, London:British Museum Press, 1996, pp.33-34.
  5 Nigel Goose and Nesta Evans, “Wills as an Historical Source”, in Tom Arkell, Nesta Evans and Nigel Goose, eds., When Death do Us Part: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ing the Probate Records of Early Modern England, Oxford:Leopard's Head Press, 2000, pp.50-71.
  6 Caroline A.J.Skeel, “Medieval Wills”, History, New Series, Vol.10, No.40 (JANUARY, 1926) , pp.300-310.
  7 Michael M.Sheehan, The Will in Medieval England:From the Conversion of the Anglo-Saxons to the End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 Toronto:Pontifical Institute of Mediaeval Studies, 1963, pp.3-4, 303-306.
  8 Linda Tollerton, Wills and Will-Making in Anglo-Saxon England, York:York Medieval Press, 2011, pp.1-5, 56-79, 279-284.
  9 国内学者的研讨首要是运用遗言来调查中世纪英格兰的承继准则、家庭结构、司法系统等问题。刘城:《英国中世纪教会研讨》,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书社, 1996年, 第124、139-143页;陈志坚:《为别人的利益而占有产业中世纪英国的地产保管--中世纪英国的地产保管、封土保有与家产承继》, 《前史研讨》, 2009年第3期;谢经虎:《伦敦家庭产业承继及其反映的家庭与性别联系--以霍斯汀法庭遗言》, 《前史教育》, 2017年第2期;等等。
  10 1826年, 哈里斯·尼古拉斯爵士 (Sir Harris Nicolas) 出书《古代遗言》一书 (Testamenta Vetusta) .自那之后, 英国前史上的遗言取得了更多的注重, 并逐步被编辑出书。现在, 咱们手中掌握的中世纪英格兰遗言汇编首要包含:N.Harris Nicolas, ed., Testamenta Vetusta:Being Illustrations from Wills, of Manners, Customs, &C.as Well as of the Descents and Possessions of Many Distinguis, 2vols, London:Nicholas and Son, 1826.Testamenta Eboracensia or Wills Registered at York, 6vols, London:J.B.Nochols and Son, 1834.Samuel Tymms, Wills and Inventories from the registers of the commissary of Bury St.Edmunds and the archdeacon of Sudbury, London:Printed for the Camden society, 1850.Frederick J.Furnivall, ed., Fifty Earliest English wills in the Court of Probate, London:A.D.1387-1439:with a priest's of 1454, London:Trübner&CO, 1882.Alfred Gibbons, ed., Early Lincoln Wills, Lincoln:James Williamson, 1888.Reginald R.Sharpe, ed., Calendar of Wills Proved and Enrolled in the Court of Husting, London, 2 vols, London: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 1889-1890.John William Clay, ed., North Country Wills:being abstracts of wills relating to the counties of York, Nottingham, Northumberland, Cumberland, and Westmorland, at Somerset House and Lambeth Palace 1383-1558, Durham:Andrews&Co., 1908.Leland L.Duncan, Testamenta Cantiana:a series of extracts from fifteenth and sixteenth century wills relating to church building and topography, London:Mitchell, Hughes and Clarke, 1906.J.R.H.Weaver and A.Beardwood, eds., Some Oxfordshire Wills:proved in the Prerogative Court of Canterbury, 1393-1510, Banbury:Cheney&Sons LTD, 1958.David Lepin and Nicholas Orme, eds., Death and Memory in Medieval Exeter, Exeter:Devon&Cornwall Record Society, 2003.Nicholas Orme, ed., Cornish Wills 1342-1540, Exeter:Devon&Cornwall Record Society, 2007.等等。
  11英国现存遗言索引能够经过#ENG网站供给的相关链接看到。肯特郡的遗言经过网站乃至能够查看文本。其他汇编成册的遗言索引还包含:Edward Alexander Fry, ed., A calendar of wills and administrations preserved in the Consistory Court of the Bishop of Worcester, Vol.1, Printed by the British Record Society,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Worcestershire Historical Society, 1899;George S.Fry, ed., Calendar of Dorset Wills proved in the Prerogative Court of Canterbury, Somerset House, London, 1383-1700, Dorset Records, vol.11, 1911.等等。
  12 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关于该风俗的记载的原文为:He redestamensuccessoresquesuicuiqueliberi, et nullumtestamentum.Si liberi non sunt, proximusgradus in possessionefratres, patrui, avunculi.见P.Corneli Taciti, De Origine Et Situ Germanorum, a cura di Emilio Piccolo, Classici Latini e Greci Senecio, Napoli, 2009, p.12.
  13 Michael M.Sheehan, The Will in Medieval England:From the Conversion of the Anglo-Saxons to the End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 pp.11-16, 19-20, 68-74.
  14 H.D.Hazeltine, “Comments on the writings known as Anglo-Saxon wills”, in Dorothy Whitelock, ed., Anglo-Saxon will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0, pp.vii-viii.
  15 F.Pollock and F.W.Maitland, eds., The History of English Law before the Time of Edward I, Vol.2,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895, pp.312-319.
  16 Michael M.Sheehan, The Will in Medieval England:From the Conversion of the Anglo-Saxons to the End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 pp.119-147, 164-175.
  17 Michael M.Sheehan, The Will in Medieval England:From the Conversion of the Anglo-Saxons to the End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 pp.148, 161.
  18 David Lepin and Nicholas Orme, eds., Death and Memory in Medieval Exeter, pp.123-125, 139-167.
  19 Michael M.Sheehan, The Will in Medieval England:From the Conversion of the Anglo-Saxons to the End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 pp.196-211.
  20 F.M.Powicke and C.R.Cheney, eds., Councils and Synods:with Other Documents Relating to the English Church.Vol.II, Oxford:Clarendon Press, 1964, pp.1046-1047.原文为:…suumplacebitconderetestamentum, statuimusut pro rectore, vicario, vel capellanoecclesieparochialisconfestimtransmittat, ut in ipsiuspresentiae tduorumvelpluriumfidedignorum de omnibus bonissuismobilibuspoetio nemsuamcontgentibusdisponat pro anime sue salute…
  21 Nicholas Orme, ed., Cornish Wills 1342-1540, pp.6-8.
  22 Michael M.Sheehan, The Will in Medieval England:From the Conversion of the Anglo-Saxons to the End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 p.180.
  23 Nicholas Orme, ed., Cornish Wills 1342-1540, pp.3-6.
  24 N.Harris Nicolas, ed., Testamenta Vetusta:Being Illustrations from Wills, of Manners, Customs, &C.as Well as of the Descents and Possessions of Many Distinguis, p.284.
  25 Michael M.Sheehan, The Will in Medieval England:From the Conversion of the Anglo-Saxons to the End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 pp.280-281.
  26 Amy Louise Erickson, Women and Property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London:Routledge, 1993, p.204.
  27 Nicholas Orme, ed., Cornish Wills 1342-1540, pp.2-3.
  28 Nigel Goose and Nesta Evans, “Wills as an Historical Source”, in Tom Arkell, Nesta Evans and Nigel Goose, eds., When Death do Us Part: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ing the Probate Records of Early Modern England, pp.38-39.
  29 W.H.Holdsworth, A History of English law, Vol.3, London:Methuen, 1923, pp.542-545.
  30 Michael M.Sheehan, The Will in Medieval England:From the Conversion of the Anglo-Saxons to the End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 pp.233-258.
  31 Testamenta Eboracensia or Wills Registered at York, Vol.3, 1869, p.137.
  32 W.O.Ault, ed., Court Rolls of the Abbey of Ramsey and the Honor of Clare, Yale Historical Publications, Manuscripts and Edited Texts, IX, New He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 1928, pp.211-212.
  33 Robert A.Wood, Life and Death:A Study of the Wills and Testaments of Men and Women in London and Bury St.Edmunds in the late Fourteenth and early Fifteenth Centuries, Thesis submitted for the Degree of Doctor of Philosophy in the University of London, pp.49-50.
  34 Nicholas Orme, ed., Cornish Wills 1342-1540, pp.37-39, 100-101.
  35 Nicholas Orme, ed., Cornish Wills 1342-1540, pp.3, 16.
  36 也有的遗言的开端句是“以圣三位一体, 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义” (In nomine Sancte Trinitatis, Patris et Filii et Spiritus Sancti) .见William Smith, “Two Medieval Salisbury Wills”, p.121.Testamenta Eboracensia or Wills Registered at York, Vol.1, pp.9, 24, 41.
  37 如1413年维尔本教区掌管人威廉·鲁斯 (William Roos, rector of Welburn) 的遗言:In primiscommendoanimammeam Deo Omni poternti, Beate Marie Virgini, et omnibus Sanctis…John William Clay, ed., North Country Wills, p.8.
  38 Reginald R.Sharpe, ed., Calendar of Wills Proved and Enrolled in the Court of Husting, London, Vol.2, pp.137, 532, 546.
  39[英]罗伯特。N.斯旺森:《欧洲的宗教与忠诚, 1215-1515》, 龙秀清、张日元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12年, 第244-251页。
  40 Judith M.Bennett and Christopher Whittick, “Philippa Russell and the Wills of London's Late Medieval Singlewomen”, pp.254-255.
  41 Clive Burgess, “By Quick and by Dead”:Wills and Pious Provision in Late Medieval Bristol,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Vol.102, No.405 (Oct., 1987) , pp.840-841.
  42Reginald R.Sharpe, ed., Calendar of Wills Proved and Enrolled in the Court of Husting, London, Vol.2, pp.137, 158, 223, 234, 393, 482.Nicholas Orme, ed., Cornish Wills 1342-1540, p.67.
  43 树立小礼拜堂的做法从13世纪开端盛行, 在14中期到达高潮。据统计, 威尔特、伯克和多塞特三郡在1250-1500年间共树立了211个永久性小礼拜堂, 其间超越50% (117个) 树立于14世纪。Andrew D.Brown, Popular Piety in Late Medieval England:The Diocese of Salisbury 1250-1550,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95-96.Reginald R.Sharpe, ed., Calendar of Wills Proved and Enrolled in the Court of Husting, London, Vol.2, pp.5, 7, 21, 22, 25, 26.
  44 Nicholas Orme, ed., Cornish Wills 1342-1540, pp.29, 63.
  45 Clive Burgess, “By Quick and by Dead”:Wills and Pious Provision in Late Medieval Bristol, p.841.
  46 Reginald R.Sharpe, ed., Calendar of Wills Proved and Enrolled in the Court of Husting, London, Vol.1, p.657;Vol.2, pp.234, 251.
  47 Nicholas Orme, ed., Cornish Wills 1342-1540, p.11.
  48 F.Pollock and F.W.Maitland, eds., The History of English Law Before the Time of Edward I, Vol.2, pp.348-356.
  49 Frederick J.Furnivall, ed., Fifty Earliest English wills in the Court of Probate, London:A.D.1387-1439:with a priest's of 1454, p.115.
  50 A.K.Mc Hardy, “Some Late-Medieval Eton College Wills”, Journal of Ecclesiastical History, Vol.28, No.4, October, 1977, p.389.
  51 N.Harris Nicolas, ed., Testamenta Vetusta:Being Illustrations from Wills, of Manners, Customs, &C.as Well as of the Descents and Possessions of Many Distinguis, Vol.1, pp.96-97, 172-173, 205.
  52 Michael M.Sheehan, The Will in Medieval England:From the Conversion of the Anglo-Saxons to the End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 pp.179-180.
  53 Alfred Gibbons, ed., Early Lincoln Wills, p.65.
  54 Michael M.Sheehan, The Will in Medieval England:From the Conversion of the Anglo-Saxons to the End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 p.195.1428年, 伦敦市民的托马斯·莫金 (Thomas Mokking) 对前一年的遗言添加了两个附录, 其间第二个对一些不动产处理、周年留念弥撒、供养小礼拜堂等事项提出新的要求。见J.R.H.Weaver and A.Beardwood, eds., Some Oxfordshire Wills:proved in the Prerogative Court of Canterbury, 1393-1510, pp.13-15.在1433年, 财务署男爵和伦敦圣保罗教堂教士亨利·莫斯顿 (Henry Merston) 添加了一个好像比遗言原文更为杂乱的附录。详细内容包含出售图书馆、为别人组织祷告、将沃尔瑟姆的土地和房产皆留给侄子约翰·斯坦利、为教堂造一个新钟等。原文为:Volo quod biblioteca, quondam magistri Johannis Ware, vendatur;etm onetainderecipiendapauperibusdistribuatur pro animabuspredictimagi stri Johannis et mei.Volo quod executorsmeifaciantcelebrari pro anima Radulphi Framton tot missasquothaberepoterint pro Lxvi s.viii d.Volo quod unuspresbiterydoneusinveniaturadcelebrandumperiiiiannos pro an imabus Thomenuperducis Gloucestre, Johannisnupercomitis Somercet, Michaelis de la Pole nupercomitis Suff., et Michaelis de la Pole filii sui nupercomitis Suff.Volo quod Johannes Stanlet, nepos meus, habeat Omniaterras et tenement mea in Waltha-Crosse.Volo quod solvanturcustodibusecclesie de Fulham, sidecedam rector ibidem, ad novum campanile faciendum, x Li.详见Testamenta Eboracensia:A Selection of Wills from the Registry at York, Vol.3, Edinburg:Blackwood and Sons, 1865, pp.93-94.
  55[法]阿诺德·范热内普:《过渡礼仪》,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0年, 第2-21、108-120页。
  56王超华:《通往天堂之路--中世纪英国逝世典礼探微》, 《杭州师范大学学报》, 2017年第2期。
  57 N.Harris Nicolas, ed., Testamenta Vetusta:Being Illustrations from Wills, of Manners, Customs, &C.as Well as of the Descents and Possessions of Many Distinguis, Vol.1, pp.207-211.
  58[法]菲利普·阿里耶斯:《面对逝世的人》,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5年, 上卷, 吴泓渺、冯悦译:第253-254页;下卷, 王振亚译:第452页。
  59 Beat A.Kümin, The Shaping of a Community:the Rise and Reformation of the English Parish, 1400-1560, Aldershot:Scolar Press, 1996, pp.148-159.
  60 Reginald R.Sharpe, ed., Calendar of Wills Proved and Enrolled in the Court of Husting, London, Vol.2, pp.135, 587.
  61 J.R.H.Weaver and A.Beardwood, eds., Some Oxfordshire Wills:proved in the Prerogative Court of Canterbury, 1393-1510, p.12.
  62 Frederick J.Furnivall, ed., Fifty Earliest English wills in the Court of Probate, London:A.D.1387-1439:with a priest's of 1454, pp.67, 114.
  63 J.R.H.Weaver and A.Beardwood, eds., Some Oxfordshire Wills:proved in the Prerogative Court of Canterbury, 1393-1510, p.30.
  64 William Smith, “Two Medieval Salisbury Wills”, Journal of the Societyof Archivists, pp.118, 121.
  65 N.Harris Nicolas, ed., Testamenta Vetusta:Being Illustrations from Wills, of Manners, Customs, &C.as Well as of the Descents and Possessions of Many Distinguis, Vol.1, p.15.
  66 N.Harris Nicolas, ed., Testamenta Vetusta:Being Illustrations from Wills, of Manners, Customs, &C.as Well as of the Descents and Possessions of Many Distinguis, Vol.1, p.234.
  67 John William Clay, ed., North Country Wills, pp.49-50.
  68 俞金尧:《欧洲前史上家庭概念的演化及其特征》, 《世界前史》, 2004年第4期。
  69 Judith M.Bennett, Women in the Medieval English Countryside:Gender and Household in Brigstock Before the Plague, 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62, 83.
  70 P.J.P.Goldberg, Women in England, 1275-1525, 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5, p.88.
  71 Judith M.Bennett and Christopher Whittick, “Philippa Russell and the Wills of London's Late Medieval Singlewomen”, pp.251-269.
  72 David Lepin and Nicholas Orme, eds., Death and Memory in Medieval Exeter, pp.129, 148-150, 154, 155-157, 163-166.
  73[英]艾伦·麦克法兰着, 管可秾译:《英国本位主义的来源》,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8年, 第136-215页。
  74 Reginald R.Sharpe, ed., Calendar of Wills Proved and Enrolled in the Court of Husting, London, Vol.2, pp.143, 316, 322, 334.
  75 Leland L.Duncan, Testamenta Cantiana:a series of extracts from fifteenth and sixteenth century wills relating to church building and topography, pp.v-xxiv.
  76 例如, 有学者运用遗赠书籍的信息来讨论其时的识字率、教育及阅览等问题。见Robert A.Wood, Life and Death:A Study of the Wills and Testaments of Men and Women in London and Bury St.Edmunds in the late Fourteenth and early Fifteenth Centuries, pp.192-235.
  77 Clive Burgess, “By Quick and by Dead”:Wills and Pious Provision in Late Medieval Bristol, p.858.
  78 Robert Dinn, “Death and Rebirth in later Medieval Bury St Edmunds”, in Steven Bassett, ed., Death in Towns:Urban Responses to the Dying and the Dead, Leicester: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2, p.153.
  79 Nicholas Orme, ed., Cornish Wills 1342-1540, p.21.

文章标题:《中世纪英格兰的遗嘱的形式、内容及特征》,原文地址:,如有转载请标明出处,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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