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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学讼与“弗莱德加”身份问题

   发布时间:2017-10-16   [点击量:461]  


《弗莱德加编年史》是中世纪早期法兰克国家核心史料之一.与诸多中世纪其他编年史一样,该书的编写者一直处于佚名状态.围绕这一问题,19世纪晚期以来,西方史学界经历一场历时久远的学术争论,并由此形成三大流派.克鲁什等人认为,该书先后经历三人之手方告完成.海尔曼等人则认为,其编写者有两个人.高法特等人却认为,该编年史由一人编写而成.虽然说在这一问题上至今尚无共识,但相关的学术争论却大大促进了人们对该编年史的深层把握,对法兰克历史研究工作亦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弗莱德加编年史》;编写者身份;克鲁什;海尔曼;高法特

  作为一种史学体裁,编年史并不是中世纪西欧所特有,但和其他编年史相比,中世纪西欧的编年史却受到更多的关注.一方面,在中世纪西欧,编年史是占据主导地位的史学形式,中世纪西欧史研究离不开编年史.另一方面,中世纪西欧的编年史本身存在诸多需要厘清的问题.受西欧社会宗教文化氛围的影响,在中世纪编年史中,除非出于偶然,通常都不会涉及编写者的个人信息,对编年史的文献学判断因此面临种种难题.① 在此情形下,编年史研究自然也就成为近世以来中世纪西欧文献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分支,相应的学术分歧也就层出不穷,而围绕成书于7世纪中后期的《弗莱德加编年史》②(Chronicle of Fredegar)编写者身份问题而展开的探讨与争论便是其中典型的学讼之一.
 
  《弗莱德加编年史》是法兰克时代的核心史料之一,为便于理解相关的学术争论,这里有必要对其基本结构作一介绍.按照最古老存世抄本的文本结构来看,该编年史共分四卷.③ 前三卷是对已有五部史书的摘录、改编和增补.第一卷:希波里图斯(Hippolytus,生活于3世纪中前期)的《历代志》(Libergenerationis),其后附有一系列名录,并附有伊西多尔(Isidore,约560-636)《编年史》中关于"创世"的一章文字.④ 第二卷:哲罗姆(Jerome,约347-420)和伊达修斯(Hydatius,约400-约469)各自所着《编年史》的摘编,其中穿插一些"原创性"的增补.第三卷:图尔主教格雷戈里(Gregory of Tours,约538-594)《法兰克人史》第1-6卷摘编,其中亦有新的增补内容.第四卷(亦即"第六编年史")则是该书编写者的"原创"部分,从《法兰克人史》第六卷叙史截止时间(584年)写起,其叙史主线所涵时段是584-642年,共90章.①在西方文献学界,《弗莱德加编年史》是一部曾经引起巨大争议的史学着作,其编写者身份问题更是一个难解之谜.从19世纪晚期起,学者们对这一问题的争议已逾百年,但因核心证据的缺失,任何一种说法都还只能是一种逻辑上的推导.然而,编写者问题终究无法回避,它关系到该书的文本信度问题.② 在具体讨论该书编写者身份问题之前,有必要从内涵上对这里的"编写者"一词作出界定.西方学者在讨论这一问题的时候,通常使用"author(s)"(作者)和"authorship"(作者身份)这样的词语,但在汉语语境中,这类词语通常意味着其作品具有"原创性",这对《弗莱德加编年史》来说并不完全合适.从宏观结构来说,该书是一部"摘编+原创"的混合型史书.对于摘编部分的构成,其编者在第四卷"序言"中已有列举.另一方面,在摘编过程中,其编者又时常将其他一些材料夹带着塞进这些摘编类史书之中,而编者本人对此又未做任何说明.除了"摘编类"材料之外,该书中还有一部分"原创性"材料,其主体部分集中在第四卷.因此,该书的成书过程是一个既"编"又"写"的复合型过程.
 
  由此可以看出,在《弗莱德加编年史》编写者问题上,学术界争论的并不是那些"摘编类"材料的原作者是谁之类的问题,而是以下几个在内容上存在着密切关联的问题:是谁把既有的几部史书汇编在了一起?是谁撰写了后面那部在总体上具有"原创"性质的编年史(第四卷,或称"第六编年史")?所有这些工作究竟是由一个人单独完成的,还是由多人分阶段完成的?关于诸如此类的问题,19世纪晚期以来的西方学术界已有相当详尽的研究,不过,就研究结果来看,分歧远远多于共识.至于国内学术界,相关的研究尚处于初始阶段.
 
  就总体而言,在《弗莱德加编年史》编写者问题上,学者们的观点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即,有人认为其编写者为一人,有人认为是两人,还有人认为是三人.这里姑且将上述三种观点分别称作"一元论"、"二元论"和"三元论".虽然说"一元论"的历史最为悠久且至今不乏坚定的支持者,但在《弗莱德加编年史》
 
  编写者问题的学术论战中,具有发难之功的却是"三元论",而且,正是这个"三元论"使得原本并不非常显眼的《弗莱德加编年史》获得空前的关注.因此,在讨论该编年史的编写者问题时,首先需要解读的应该是"三元论",在此基础上,再来讨论"二元论"及"一元论"等相关问题.
 
  一、编写者"三元论"
 
  在漫长的《弗莱德加编年史》中世纪抄本传统中,历代抄写者似乎并没有去关注其编写者问题,更没有人去分析该书究竟是由多少个人编写而成之类的问题.及至16世纪,近世学者开始从文献学角度对该书展开编校和研究.尽管在编写者名字问题上有着多种猜想,但猜想出来的名字毫无例外都是单一的.在此之后直至19世纪80年代初,学者们一直认为,该书编写者是"某个人",而不是"某些人".然而,这一平静的格局终因德国史家布鲁诺·克鲁什(Bruno Krusch,1857-1940)的全方位宣战而告终结.
 
  1882年,克鲁什发表长文《所谓的弗莱德加编年史》,对该书编写者"一元论"传统展开解构.③1888年,由其编校的《弗莱德加编年史》出版.他的这个编校本连同其几年前发表的那篇长文一起,成为19世纪晚期以来弗莱德加批评史的奠基石.且不论这场学术论战的最终结果如何,开创"弗莱德加研究"新气象的首要人物终究非克鲁什莫属.在《弗莱德加编年史》编写人员构成的研究及判定上,克鲁什的工序相当复杂.按照中世纪史学家沃尔特·高法特(Walter Goffart,1934年生)的说法,克鲁什的"这个理论远远不是不言自明的,甚至说,将之展示出来之后,人们也不一定能够看得明白."①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可以从中理出一些基本思路.大致来说,克鲁什所依据的线索主要有三条.
 
  第一,第一卷和第四卷的比照.在第一卷里的那些名录中,有几个重要时间节点.一个是613年:在"年代记"中,最后一个条目写到西吉贝尔特二世(SigebertⅡ)统治之年(613年).另一个是642年:在"教皇名录"中,最后一个条目写到教皇狄奥多尔(Theodore,642-648年在位)继位之年(642年).还有一个是641年:在"综合性名录"中,最后一个条目写到拜占庭皇帝希拉克略(Heraclius,610-641年在位)当政的第31年(641年).② 克鲁什认为,在第四卷中,这几个时间节点似乎也具有分水岭意义.在第四卷所述内容中,613年之前几年的描述相当细致,而对于613年之后的大约10年,记载却极为简略.第四卷内文中,虽然有658年的史事,但最后一章所述内容却发生于642年.
 
  第二,第二卷和第三卷的比照.在第三卷第2-9节中,摘编者嵌入一些有关法兰克人"特洛伊族源说"的材料,并声称其中某些内容源自哲罗姆的着作.③ 在第二卷第4-8节中,的确也有较丰富的法兰克人"特洛伊族源说"方面的材料,④但是,这些文字并不是哲罗姆本人所写,而是第二卷摘编者嵌入的"私货".克鲁什认为,这种情况表明,第三卷的摘编者并没有意识到第二卷中的那些内容是增补的,因此,此人也就不可能是第二卷的摘编者.
 
  第三,第四卷前半部分和后半部分的比照.第四卷从584年写起,叙史范围涉及法兰克王国境内的各个小王国,同时,对西班牙、意大利、拜占庭以及斯拉夫人的历史也有涉猎.在克鲁什看来,在叙史主线上,第四卷的前半部分与后半部分有着较为明显的差异,前半部分主要以勃艮第为主,而后半部分则包含有更多的奥斯特拉西亚的内容.依据以上这些线索并结合其他一些细微因素,克鲁什认为,《弗莱德加编年史》应该是先后经过三人之手才最终完成.他将这三位编写者分别称作A、B和C.克鲁什进一步推断说,前两位编写者(A和B)是勃艮第人,而第三位编写者(C)则是奥斯特拉西亚人.关于这三位编写者在《弗莱德加编年史》成书过程中各自担当的任务,克鲁什作出如下推论.
 
  其一,编写者A.作为《弗莱德加编年史》的"开山者",A将以下几份材料汇编在了一起:"某位智者"的《历代志》(附有多个编年名录,增补至613年);哲罗姆和伊达修斯的《编年史》摘编(有嵌补);原创性的勃艮第编年史,涵盖时段为584-613年.其二,编写者B.在A所做工作的基础上,B增加格雷戈里《法兰克人史》1-6卷摘编(有嵌补);续写勃艮第编年史,涵盖时段为613-642年;续编教皇名录(至642年)和君主名录(至641年).其三,编写者C.这位编写者大约在660年从事该编年史的续编事宜,其主要工作包括:对前两位编写者的文稿进行修订;对于第四卷,嵌补第48章、第81-82章、第84章结尾部分-88章等内容;对第四卷"序言"进行调整.⑤
 
  克鲁什的"三元论"一经面世,便在西方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赞同者有之,否定者亦大有人在.关于否定派,这里暂且不论.持赞同意见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德国着名史家狄奥多尔·蒙森(TheodorMommsen,1817-1903)以及古斯塔夫·施尼雷尔(Gustav Schnürer,1860-1941)和威廉·勒维森(Wilhelm Levison,1876-1947)等人,法国方面的支持者主要是路易·阿尔方(Louis Halphen,1880-1950)等人.在"三元论"的支持者中,最具极端色彩的当属施尼雷尔.作为克鲁什理论的追随者,施尼雷尔将《弗莱德加编年史》的文本彻底打散,然后将其中的某某段落、某某句子甚至某某词组分别归在"编写者A"、"编写者B"或"编写者C"的名下.① 对于施尼雷尔的这种无度解构,即便是"三元论"的支持者也无法接受,他们认为,施尼雷尔的做法过于夸张,是"聪明过了头".②从形式逻辑来说,克鲁什的"三元论"有着一套完整的推理体系,而且,它又和历史学、语言学紧密结合.因此,他的这套理论尽管遇到诸多批评,但终究赢得不少支持者.他的这个理论在影响范围上并不局限于文献学领域,在更为宽泛的史学史以及西方文化史研究领域也可看到其印记.不过,克鲁什的理论毕竟比较专门,行外的人们往往只是关注其"三元论"里的这个"三"字,至于"三"的来龙去脉以及这个"三"究竟何指,往往不明就里,甚至张冠李戴,进而以讹传讹.③
 
  二、编写者"二元论"
 
  克鲁什提出"三元论"之后,首先遇到的反对意见应该是"一元论".只是在半个多世纪之后,德国史家西吉蒙德·海尔曼(Siegmund Hellmann,1872-1942)才提出另外一种不同的观点.他认为,《弗莱德加编年史》的编写者或许应该是两人.又过了20多年,即20世纪50年代末,英国史家华莱士-海德里尔(Wallace-Hadrill,1916-1985)也认为,该编年史的编写者应为两人.为了便于分类描述,同时为了更好地梳理各类观点的分析路径,这里还是先要对"二元论"进行阐释,"一元论"则留待下文再论.另外,海尔曼与华莱士-海德里尔虽然都主张"二元论",但二人的论证视角却存在明显不同.因此,在这里,也不宜舍二取一,只能分别予以阐述.
 
  1.海尔曼的"二元论"
 
  1935年,海尔曼发表长篇论文《弗莱德加问题》,④提出编写者"二元论"观点.他的这个"二元论"并不是对克鲁什"三元论"的简单归并,而是有着一套自己的解读系统.他认为此书的编写者可能有两个人,即"编写者A"和"编写者B",二者均来自勃艮第,A所做工作较少,只是在613-614年间编写了"原创"部分(第四卷)前半段中的部分内容;其余编写工作,包括"原创"部分第42章以下的文字编写、对几部古老编年史的汇编、对汇编所作的嵌补等等,均由B完成.与克鲁什那种对该书进行整体解构的做法不同,海尔曼只是认为第四卷前半段中某些内容与全书总体格局"不太般配".
 
  海尔曼的"二元论"是从"印象"起步的.通过对第四卷前后两部分内容的对比,他发现,在材料选择及叙史旨趣上,前后两部分有着明显差别:前一部分的叙述重点集中在国王及其家族方面,而后一部分则更多关注到了僧俗贵族的活动.正是这一差别的存在,促使海尔曼从古代语言学角度,来探寻第四卷前后两部分在语言风格上的差别,同时将第1-3卷中的增补内容也一并纳入研究范畴.
 
  前文有言,《弗莱德加编年史》第四卷共90章.对于其内部的前后"分野"问题,按照其设定的标准,海尔曼将分界限定在第42章结束之处.不过,在样本选择上,他却相当谨慎.他并没有笼而统之地把"1-42章"和"43-90章"作为研究对象,而是将某些"不纯洁"的内容排除在外,比如,有些章节是转抄而来的,有些章节是有关国外事务的,有些章节"在所有权上是没有结论的",等等.经过如此这般的排查,第一部分中还剩24章,约3000个单词;第二部分还剩25章,约4000个单词.
 
  对于海尔曼所作的语言学分析,如果没有专深的古代语言学背景,恐怕是很难把握的.因此,这里不妨借用华莱士-海德里尔对海尔曼研究结果的总结性描述:在那个时代,在句法结构上出现前后不一现象,这原本是个通病,第四卷的这两位编写者也未能免俗,不过,在B身上,这个问题显得更为严重.A经常在句子快要结束时来一个停顿,而B却往往在句子刚开了个头就来一个停顿.和B相比,A更为得心应手地使用某些渐趋废弃的句式.B经常使用不定式分词(aorist participle),而A似乎一直避而不用.简而言之,和第一部分相比,第二部分在文字修养上虽然更为贫乏,但其内容却更加丰富.从句法以及语法规则的使用来看,前后两部分的编写者不仅不是同一个人,而且根本就不是同一代人.①虽然说海尔曼认为《弗莱德加编年史》第四卷前后两部分存在差异,但对"二元论"的坚持却又是犹犹豫豫的.他发现,尽管第一部分中存在诸多更为古老的独特文字表述,但比照第二部分之后却可以看出,第一部分中的很多其他表述却又"并不古老".也就是说,第二部分的编写者用自己的文辞对第一部分的文本进行了改造.另外,通过第二部分与第1-3卷嵌补内容的比较,海尔曼也发现,二者在风格上也是一脉相承的,而且,那些嵌补的内容在架构上也有着相对完整的系统设计.由此可以看出,虽然海尔曼通常被视为"二元论"的主要代表之一,但他的研究成果却为"一元论"提供了重要支撑.②
 
  2.华莱士-海德里尔的"二元论"
 
  与海尔曼那种欲说还休的立场相比,华莱士-海德里尔对"二元论"的坚持似乎要坚定一些.1958年,他发表《弗莱德加与法兰西历史》一文,对其"二元论"观点作了初步阐述.1960年,在其校注并英译的《弗莱德加编年史第四卷及续编》的"导论"中,他又对自己的"二元论"观点作了详细论证.③ 他认为,在该书编写者"多元论"问题上,克鲁什、海尔曼等德国学者已经找出"无可辩驳的"证据,法国学者对其发起的进攻"在总体上是徒劳无功的".就总体思路而言,华莱士-海德里尔是克鲁什的追随者,同时又采纳了海尔曼的一些观点,从而形成具有自己一套体系的"二元论".
 
  第一,"编写者A".从其关注点及所用材料来看,此人应该来自勃艮第.至于他究竟来自勃艮第的哪个地方,则难以明断.此人手中拥有一部编年史摘编,其内容包括《历代志》、伊西多尔《编年史》、哲罗姆《编年史》和伊达修斯《编年史》.这个摘编可能是他从别的地方弄到的,也可能是他本人编写出来的.他可能还发现了一些勃艮第年代记并将之附在上述这个摘编的后面,其涵盖时段可能是584-604年.对于这个摘编,此人增补一些编年名录,同时又对年代记进行续编,涵盖时段为604-613年.以上这些工作可能是在613-614年间完成的.
 
  第二,"编写者B".基于相似的原因,此人也应该是个勃艮第人.作为修订者和续编者,此人可能于625年开始相关工作.对于已有的四部编年史摘编,他做了必要的嵌补,然后又增补了第五部编年史摘编.至于原有的那部分原创编年史,此人可能将之视为"第六编年史"并续编下去.他的这一工作一直持续到660年左右.然而,就"第六编年史"的叙史主线来看,这位续编者只写到642年的史事便戛然终笔.642年显然不是既定的终笔年代.或许可以认为,在660年的时候,B已是一位老人,他是在没有完成其写作计划的情况下突然去世的.当然,也许还存在另一种可能,即此人在642年之后还在继续其编写工作,但所写文字却未能保存下来.可以看出,华莱士-海德里尔将克鲁什理论中的第二、第三位编写者的工作成果合为一体,认为它是一位编写者所为,这样,整套编年史的编写者就变成了两位.而且,他认为,B的工作富有成效,对该编年史的成书贡献最大.尽管说华莱士-海德里尔在叙述其"二元论"过程中似乎颇有信心,而且对前后两位编写者的贡献作了区分,但是,在讲完以上这一切内容之后,他给出的一句结束语却让人颇感惊诧:  "在我们看来,编写者B配得上'弗莱德加'之名,而且也只有他才配得上."①这是否意味着华莱士-海德里尔在该书编写者问题上有着一种无法调和的矛盾心理?或许,一方面他觉得"多元论"是无法拒绝的,但另一方面却又认为"一元论"是无法否认的.
 
  三、编写者"一元论"
 
  在《弗莱德加编年史》编写者问题上,最古老的观点是"一元论",只是因为克鲁什的那一爆炸性发难,才使得原本并无争议的问题变成了问题.虽然说"多元论"特别是克鲁什的"三元论"曾俘获大批信众,但传统的"一元论"并未就此销声匿迹.在百余年的学术论战中,一代又一代的"一元论"支持者从各自的视角对"多元论"展开持久不懈的反击.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元论"者主要有法国史家斐迪南·洛特(Ferdinand Lot,1866-1952)、马塞尔·博多(Marcel Baudot,1902-1992)和莱昂·勒维兰(LéonLevillain,1870-1952),丹麦史家阿尔瓦·埃里克森(Alvar Erikson,1908-1982),以及前文已有提及的高法特等人.② 在对"一元论"的坚守上,这些学者,各有特点,其中居于集大成之地位的当数高法特.因此,这里将以高法特的观点为核心,对"一元论"的基本主张进行评析.
 
  1.对"二元论"的解构
 
  与早期"一元论"坚守者不太一样,高法特需要面对的不仅有"三元论",而且有之后出现的"二元论".不过,在高法特的"一元论"理论架构中,对"三元论"的解构是一劳多得之举,只要"三元论"被破除,其他各论也就基本上失去其立论根基.当然,以"风格论"着称的海尔曼"二元论"比较特殊,因此,在解读高法特对"三元论"的解构之前,还是应该先考察一下他是如何将海尔曼的问题解决掉的.
 
  如前文所述,海尔曼认定,《弗莱德加编年史》第1-3卷中的嵌补内容与第四卷中的后半部分应该出自同一位编写者.他还看出,第1-3卷对前世几部编年史的摘录并非随心所欲,其内容是精挑细选出来的,嵌补的那些文字不仅有着一体化的设计,而且与摘编的那些内容也有着前呼后应之效,其目的就在于向人们展示:发生在各古老民族身上的那些事情最终导致基督教社会政治形态的诞生;正是在这样一种框架中,法兰克人一步步走向成功.由此可以看出,在《弗莱德加编年史》的构建路径和表述风格上,第1-3卷与第四卷后半部分是不可分而待之的.③ 既然第1-3卷与第四卷后半部分是一体化的架构,那么,对于高法特而言,需要解释的就只剩第四卷前后两部分之间的语言风格差异问题了.
 
  首先,高法特认为,"风格分析法本身就远远不是一种精准的科学":对于同一编写者而言,如果其文字在句式结构上出现前后不统一现象,是否就真的不可想象?语言风格上的这些差异与编写者"一元论"之间的关系是否真的就不可调和?从海尔曼的论证逻辑上可以看出,他的观念中已经有了一种先入为主的想法,就是一心要在编写者问题上找到一个分水岭,至于其他各种也可能说得通的解释,则一概不入视野,以这种思路得出的结论,其可靠性是值得怀疑的.
 
  其次,高法特发现,海尔曼的研究成果本身就已可以用作向其本人的观点发起进攻的靶子.在对第四卷前后两部分进行对比时,海尔曼发现二者在语言风格上存在许多差异,但与此同时,他也发现,B经常对A的措辞进行改造.根据海尔曼本人的研究结果,在被归于A名下的那24章中,有15个地方的措辞被改造成了B的口吻.高法特由此提出质疑:如果A的文本已经被B做过如此这般的改造或增补,那么,留存至今的这个文本到底应该算是谁的?
 
  高法特认为,即便全盘认可海尔曼的那些发现,也无法得出他所说的那个"二元论",他的真正贡献就在于:"其研究成果在相当程度上反过来证明了《弗莱德加编年史》乃一人编撰而成".至于第四卷前后两部分的差异问题,高法特的结论是:在该书编写过程中,其编写者自然需要使用多种材料,而第四卷前半部分中的那些材料只不过是其编写者用以从事编写工作的其中一个材料来源而已.①
 
  2.对"三元论"的解构
 
  在《弗莱德加编年史》编写者问题上,"一元论"虽是早已有之的"正统理论",但在"多元论"的冲击下,加之某些"一元论者"某些天真的推断出现一系列授人以柄之偏差,"一元论"一度陷于尴尬.对于这一现象,高法特在其1963年发表的《弗莱德加问题再思考》一文的开篇中即有认识:"一元论似乎已被人们抛弃,至少说是坚守起来最为困难的一个立场."②不过,在他看来,最难坚守的立场并不意味着就是一个错误的立场.多元论者不能仅仅依靠假设来构建自己的理论,如果没有实实在在的证据来证明其多元理论,"一元论"就将依然屹立不倒.正是基于这一理念,高法特采取反推法来论证"一元论"的不可动摇,即只要证明"多元论"的各种说法无法自圆其说,便可证明"一元论"无懈可击.
 
  第一,关于《弗莱德加编年史》第四卷之"序言".这个"序言"本身就是"一元论"的重要证据,它完整展示了该书编写历程以及全书的基本架构:首先是对早前五部编年史进行摘编,"其时间跨度上起创世,下迄贡特拉姆统治晚期"③;"在把格雷戈里的着作转写完毕之后,接着续写其后的史实和事迹";"对于国王们的活动以及各民族的战争,不论是我读到的,还是我听来的,抑或是我亲眼目睹的,只要是我有把握相信的,我都会将之叙述出来".从"序言"的文本形态来看,它应该是出自一人之口吻.
 
  对于这个"序言",不同的多元论者在处理方式上各有不同.海尔曼以及华莱士-海德里尔等人在论证"二元论"时,完全避谈这个"序言".克鲁什则对"序言"的一体性持否定态度,他认为这个"序言"先后经过多次的改造.其实,在他的"三元论"架构中,"改造说"和"增补说"是常用的解决问题之道.对于克鲁什等人诸如此类的解读,高法特提出强烈质疑:他们经常使用"增补说"来排解与自己的观点相矛盾的各种障碍,其"自我协调"能力如此之强,让人"无法理解".在许多情况下,他们的手法都是一样的,即首先确立一套理论来认定《弗莱德加编年史》的编写过程,但是,一个又一个的段落与这套理论相矛盾,因此,这些段落肯定都是后来加进去的.④ 高法特认为,这种推理方式太过武断,如果找不到绝对的证据来证明"序言"是个拼凑,那么,"序言"出自一人之手这个说法便不可撼动.
 
  第二,关于第一卷与第四卷中的几个时间节点相近问题.第一卷年表名录中有613年和642年这两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它们与第四卷中某些重要现象出现的时间比较接近,这是克鲁什借以构建其"三元论"的重要依据.不过,在高法特看来,时间上的这种接近纯属偶然,它并不意味着可以把这些时间节点之前和之后的文字分割给不同的编写者.
 
  首先看613年.在第一卷中的《历代志》之后,紧接着便是一份年表,它应该是编写者在完成"老编年史"摘编工作之后增补的,其内容上自创世,下迄西吉贝尔特二世在位之年(613年).这个时间节点本来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内涵,其内容编到这里终笔也只是一种偶然.如果说这个年表的结束时间"613年"是个自然而客观的事实,那么,依照这个时间点去第四卷中寻找"配对的节点"则是多元论者们热衷的非自然行为.高法特认为,612-613年是法兰克社会政治生活剧烈动荡时期,此间发生的一系列惊心动魄的事件必然会给法兰克社会留下深刻印记.相比之下,613年之后的10年则是"单调乏味"的和平岁月.对于这一段史事的编写者来说,详前略后完全是情理之中的事.① 实际上,在第四卷中,详略交错的地方有很多,如果以此来"核算"编写者的人数,那就不知道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人头涌涌之景象了.
 
  其次看642年.第一卷中的皇帝名录和教皇名录截止年分别是641年和642年,而第四卷最后一章所述之事发生于642年.克鲁什等人依此判定,613-642年间的文字为一人所写,书中穿插的642年之后的那些文字则再换主人.高法特认为,第一卷中的两个名录只编至641年和642年,这本身并无特别之处.编写者之所以没有将这两个名录续编至其本人生活的那个时候(660年左右),应该是受限于材料来源.对于该书编写者而言,罗马教皇和拜占庭皇帝均处遥远的异域他乡,没有多少人能够及时获得相关信息.与此相辅相成的是,在第四卷中,没有任何材料涉及教皇,有关拜占庭皇帝希拉克略继位的叙述也只有短短一句话.② 至于第四卷最后一章写到642年史事后便终笔这一现象,与第一卷年表名录中的641年和642年并没有什么直接关联.从第四卷最后一章内容可以看出,其结束方式是非常突兀的.关于这一问题,学术界已有共识,即642年并不是编写者既定的写作断限,本应继续写下去的他只因遭遇突然的变故而终止了写作.既然如此,对于第一卷中的"642年"与第四卷中的"642年"这种不期而遇现象,"一个比较能够说得通的解释只能是:真的属于巧合而已".③第三,关于第二卷与第三卷之间的关系问题.在第三卷(《法兰克人史》)中,摘编者提到第二卷(哲罗姆和伊达修斯《编年史》)中的某些内容,并声称这些内容出自哲罗姆的着作,但实际上却是第二卷摘编者嵌补进去的文字.克鲁什由此推断,第三卷编写者对第二卷内容不了解,因而这两卷应该是由不同的人编写的.对于这一说法,高法特结合斐迪南·洛特与克鲁什之间的争论并援引洛特的研究成果,予以彻底否定.高法特指出,在第二卷中,有好几处嵌补内容都是源自《法兰克人史》,这就说明,第二卷的编写者对《法兰克人史》也很熟悉.既然如此,正如洛特所言,如果克鲁什笔下的A和B"对格雷戈里的着作都很熟悉,那么,还要对第二卷和第三卷的编写者进行区分,那就是无的放矢之举."④对于编写者将某些嵌补的内容归在哲罗姆名下的这种做法,洛特解释说:"弗莱德加应该很清楚,第二卷中的第4、6、53章既不是哲罗姆所写,也不是伊达修斯所写,但是,他却希望将这些神话故事……置于受人敬仰的权威之名下."⑤克鲁什认为,洛特这是在给《弗莱德加编年史》的编写者戴上"欺骗"的帽子,是在给"天然淳朴"的编写者抹黑.⑥ 然而,在高法特看来,克鲁什对洛特的批评是在"上纲上线".
 
  不论是在第一卷、第二卷还是第三卷,编写者都没有明确把摘编类材料与嵌补类材料区分开来.既然如此,在提及前面某些内容的时候,他只能依其所属编年史而使用相应的指代.现代学者如果这么做,可能会被视为缺乏"诚信",但是,对于"弗莱德加"而言,就如他在对前面几部编年史进行嵌补时未做任何说明一样,他的前述做法也是自然而然的事,诚信问题与这里讨论的编写者问题几乎没有关联.①第四,关于642年之后的内容问题.在第四卷中,第48、81、82章涉及境外之事,其发生时间最晚延至658年.克鲁什认为,这些内容是第三位编写者补写的.不过,在高法特看来,这些内容的存在对"一元论"并未构成威胁.就总体而言,《弗莱德加编年史》第四卷的叙事主体是法兰克,上述几章有关境外事务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可以与主体部分相分离,但这并不足以构成对编写者进行分割的理由.
 
  从表面上看,在文中出现642年之后十余年的境外史事,似乎属于节外生枝,但实际上,这种情况与整个第四卷的叙事方式是统一的.从第四卷的行文可以看出,该书并不是那种一年一记的"年代记"式的作品,而是在事情过去多年之后的追述性的"编年史".因此,在叙述某一年史事的时候,编写者时常会将其后发生的相关事情融进相关的叙述之中,二者相互交织,无法分离.对于这些水乳交融般的文字,如果还要将其中的某句话或某个段落分割出来并将之定性为"增补",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
 
  这种情形不仅出现在上述与境外事务有关的几个章节之中,在整个第四卷的主体叙事中也常有体现.例如第76章:633年,纽斯特里亚与奥斯特拉西亚达成领土分治协议,尽管奥斯特拉西亚方面是被迫同意的,但"不管怎么说,在西吉贝尔特和克洛维两位国王当政时期,这份协议终究还是得到了不折不扣的遵守."虽然这一章的主题是633年的领土协议,但末尾的评论性文字却涉及其后20余年的遵守情况,而这样的评论只能在656年甚至657年之后才有可能作出.② 又如第84章:641年,埃尔西诺阿尔德(Erchinoald)成为纽斯特里亚宫相.该章对此人品行的描述使用了过去时态,而且对其有盖棺论定式的总结:"在有生之年,他一直在追求和平."毋庸置疑,只有在埃尔西诺阿尔德去世(657年)之后,编写者才有可能作出上述评价.
 
  通过对"三元论"各个论点的逐条剖析,高法特得出结论,用于支撑"三元论"的每一条理由都缺乏基本的说服力,因此,"三元论"本身自然也就应该土崩瓦解.同样,"二元论"亦无充分的理由,而且,其本身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成为"一元论"的一个出色的注脚.因此,高法特认为,在没有确凿的证据为"二元论"或"三元论"提供支撑的情况下,"一元论"依然不可推翻.《弗莱德加编年史》的编写者只有一个人.
 
  四、百年争讼后的学术生态
 
  关于《弗莱德加编年史》编写者问题的学术争论,自19世纪80年代发端,在随后大约半个世纪中,相关的讨论一直持续不断.虽然"一元论"从未放弃自己的立场,但在针锋相对的相互搏击过程中,"多元论"特别是"三元论"似乎在行内行外获得了更多的共鸣.随着"三元论"的兴盛,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围绕该书编写者问题的论战暂告平息.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英国史学家华莱士-海德里尔对《弗莱德加编年史》重新展开研究并在编写者问题上提出"半新半旧"的"二元论"看法,由此引发新一轮的学术争讼.在这场争讼中,当时执教于多伦多大学的沃尔特·高法特教授对传统的"一元论"展开全面维护,对"多元论"的所有论据逐一进行批驳.高法特的长篇檄文面世之后,似乎一直未见"多元论"方面作出有力的回应或回击,论战氛围再趋冷却.
 
  在《弗莱德加编年史》编写者问题上,虽然战线很长,各派论着也可谓鸿篇大论,但不论是"一元论"还是"多元论",其可用的文献资源都极为有限.在很大程度上,各方各派都只能在《弗莱德加编年史》文本内部搜寻能够支撑己方论点的蛛丝马迹.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方的任何观点也都必然会呈现出浓厚的"推论"色彩,互不买账的现象也就难以避免.比如,主张"一元论"的会讥讽"多元论"的"增补说".反过来,主张"多元论"的也同样会讥讽"一元论"的"偶然说".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至今,在该书编写者问题上,虽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学术交锋,但是,学术站队却一直没有歇步.
 
  一方面,"多元论"依然拥有其支持者.例如,华莱士-海德里尔的弟子、美国阿拉巴马大学历史学教授理查德·杰博丁(Richard Gerberding)在其1987年出版的专着中明确写道,"在我们看来",《弗莱德加编年史》的编写者"至少有两个人".①1994年,英国利兹大学教授、早期中世纪史专家伊恩·伍德(Ian Wood)发表《弗莱德加笔下的寓言故事》一文,他认为,从写作视角来看,《弗莱德加编年史》应该不是一人所编.②2013年,瑞士苏黎世大学青年学者杰拉德·施维德勒(Gerald Schwedler)写道,《弗莱德加编年史》很难说是一个整体,其编订者应该不止一个人.③ 另一方面,"一元论"也赢得不少拥护.
 
  例如,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教授德博拉·德里耶尼斯(Deborah Deliyannis)在其2003年出版的《中世纪史学史》中认为,通过对《弗莱德加编年史》编写风格的分析,"一元论"应该更为可信.④2007年,华莱士-海德里尔的另外一位弟子、任职于爱丁堡大学的英国学者罗杰·科林斯(Roger Collins)在其专着《弗莱德加编年史》一书中,对"一元论"表示有保留的接受.⑤ 对于科林斯那副"勉勉强强"的样子,"一元论"的坚定守卫者沃尔特·高法特显然不是很满意.⑥由此看来,在《弗莱德加编年史》编写者身份问题上,对于任何一方而言,其说理不论如何周延,只要没有"铁证",就难以成为人们的共识.虽然这是《弗莱德加编年史》在学术史方面的一个遗憾,但是,通过轮回式的研究、讨论、辩驳与反驳,这部历史文献的基本面貌终究还是朝着渐趋清晰的方向迈进.可以说,这场以深入研究为基础的学术论战对于相关领域的学术进步有着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假如说当年没有克鲁什的学术发难,没有高法特等人的学术反思,那么,对于这部历史文献,人们的认知可能还将处于朦胧之中,对于其文本材料的使用也很有可能会出现各式各样的误差或舛谬.

文章标题:《百年学讼与“弗莱德加”身份问题》,原文地址:,如有转载请标明出处,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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