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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诗歌史的大视野

   发布时间:2018-08-23   [点击量:558]  


我国素称「诗的国度」。这不仅是因为我国诗篇源源不绝,诗人和著作门户树立,数量许多,并且诗篇在我国社会日子和文明开展中一贯占有特别和显着的位置。我国诗篇史的专着已有多种,但本篇的视点立意稍有不同。

大约十年从前,曾在荣宝斋看到启元白先生题的一幅字,记住是这样几句:

「唐从前的诗是长出来的,

唐诗是嚷出来的,

宋诗是讲出来的,

宋往后的诗是仿出来的。」

启功先生集大俗大雅于一身,他自己的诗词著作结集,也只以《启功韵语》名之。这几句文言,大约是他多年悟出的心得,要言不烦,可谓一部简明我国诗篇史。我的领会,这是讲唐代从前是我国诗篇的发韧期,天然天籁,真诚浑成;唐代是我国诗篇的黄金期,直抒胸臆,而又各具面貌;宋代是我国诗篇的转型期,思辨机趣,融情入理;宋代往后则是我国诗篇的滥觞期,门户繁复,可是短少原创。

咱们无妨以此为头绪,从社会文明史开展中撷取若干片断,来回忆一下我国诗篇的开展改变及其内涵的缘由。

一,诗源于巫   

诗篇和其他艺术的来源相同,是令艺术史家、哲学家和人类文明学家们颇伤脑筋的工作。上一世纪以来,便有「劳作」、「仿照说」、「游戏说」、「移情说」、「激动说」等多种说法的争辩,外人缺乏与论。我国典籍上,也刚好有帝舜时期的「击石拊石,以歌九韶,百兽率舞。」(《竹书编年》帝舜元年条)「昔葛天氏之民,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吕氏春秋·古乐篇》)「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缺乏,故嗟叹之,嗟叹之缺乏,故永歌之,永歌之缺乏,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卜商《毛诗正义·诗序》)「断竹续竹,飞土逐肉。」(《越绝书》)等等记载,以备各种剖析西来学说之某一派系的学人们一起援引,好在我国的语言文字有着充沛的含糊性。我推测,这些争辩或许永久没有结论,或许只要含糊的结论,或许结论是各种说法的中和。因为不论这些学科往后将以什么样的人类状况作为模型,是与世隔绝,至今依然过着原始日子的部族呢,还是以婴幼儿的生长发育进程状况,这些试验和举证,都永久不行能切当模仿出人类原始创生年代的文明活动了。

鲁迅《门外文谈》自称是“‘杭育杭育’派”,意思是建议“劳作发明”论的。这用于口头创造,正本也不错。世界上许多民族都经历过口唱心授的长篇“史诗”阶段,如古希腊的《伊里亚特》、《奥德赛》、古印度的《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古日耳曼的《尼伯龙根之歌》、古俄罗斯的《伊戈尔远征记》以及我国藏、蒙古民族的《格萨尔王》等等。但在汉民族的诗篇开展进程中,好像却短少了这样一个环节,这从前使一部分奉行一致规则学说的人士大惑不解。我想,或许是因为我国文字来源早,前史和文献不必依靠口传方法保存,况且象形文字早就具有宗教含义上的符咒效果的原因。   

我国古文字来源之一,是来自卜蓍,这是由一个风趣的发现证明的。1899年,其时任国子监祭酒(国立大学校长)的学者王懿荣因病照方抓药,偶尔在历来被叫做「龙骨」的中药上面,发现了奥秘的符号似的斑纹。通过研讨,证明这是一种其时尚未被知道的古文字,所以他派人把中药铺里一切的「龙骨」都买了下来,创始了后世称为「甲骨文」的研讨。1903年,《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号铁云)出书了《铁云藏龟》专门着录甲骨文字,1913年孙诒让的《契文释例》则是我国学者第一部考释甲骨文的

专着。从此殷商年代的文献开端为世人所知。中外学者通过多年的考证研讨,判定现在发现的约十万片刻在龟甲或许兽骨上的甲骨文文献都是殷商王朝后半期占卜的文辞,即卜辞。

殷商民智未开,人神杂糅,可谓「文明混沌」的年代。《礼记·表记》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然后礼。」日子社会中事无大小,都以卜蓍为决,好像今日保存着原始习俗的许多民族相同。「卜」是用龟甲兽骨,「蓍」是用蓍草来「占」(猜测)某事吉凶祸福的两种方法。占卜的成果需求记录下来,这就是甲骨文献的由来。占卜猜测的典礼往往伴随着歌舞,这会影响到卜辞的音乐性,或许这才是我国诗篇的由来。例如:

「今日雨,

其自西来雨?

其自东来雨?

其自北来雨?

其自南来雨?」(郭沫若《卜辞通纂》三七五)

就具有显着的节奏和韵律感,无疑是后世诗篇的先声。

卜蓍构成的着作,就是历来被称为「六经之首」的《易》。《易》是一部博学多才,意蕴深沉的巨大着作,咱们无意对它作全面的点评,只想指出在它的的卦爻中,现已保存有完好的古代歌谣,如描绘抢婚习俗的:

「屯如邅如,

乘马班如。

匪寇,婚媾。」(《屯》六二) 

「乘马班如,

泣血涟如。」(《屯》上六)

(大意为:男人气势汹汹地骑着马到女家来了,他不是匪徒,  而是来为婚事来的。马儿走远了,女子还在伤心肠哭着。)

又如描绘草场现象的:

「女承筐,无实;

士(圭+刂)羊,无血。」(《归妹》上六)

(大意为:女性抬着筐子轻盈地走着。男人剪着羊毛干净利索。)

再如描绘作战成功后情形的:

「得敌。

或鼓或罢,

或泣或歌。」(《中孚》六三)

或欢宴宾朋情形的:

「鸣鹤在阴,

其子和之;

我有好爵,

吾与尔靡之。」(《中孚》九二)

后一首从双鹤唱和作比起兴,已与《诗经》中的许多诗篇方法类似了。 

二,诗教与文明规划

听说孔子五十读《易》,「韦编三绝」。但我国诗篇史,一般以为是由他删诗,订为《诗经》为开端的。这一方面是因为《诗经》从前的诗篇或许没有搜集和保存下来,包含孔子删去的那些,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后世儒生,特别是汉儒崇尚孔子的「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周易正义》)以「微言大义」之说,把《诗经》的位置抬至登峰造极的位置。这实源于西周的文明规划。

诗在周公设礼之初,已有特别含义。《周礼》曰:「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春官宗伯下·大师》)可是到了东周,「礼崩乐坏」,颂诗成为

交际或礼仪上的重要活动的表达方法之一。咱们无妨顺手举几个比如:

《左传·文公三年》:「公如晋,及晋侯盟。晋侯饷公,赋『菁菁者莪』,庄叔以公降拜曰:『小国授命于大国,敢不小心仪?君贶以大礼,何乐如之,抑小国之乐,大国之惠也。』晋侯降辞,登成拜,公赋嘉乐。」这儿引证的《菁菁者莪》是《诗经·小雅》中的一首。

《左传·隐公二年》:郑庄公遵从颖考叔之劝与其母姜氏「隧而相见」时,「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遂为母子如初。君子曰:颖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诗曰:『孝子不匮,永锡而类。』其此之谓乎?」这儿引的诗,保存在《诗经·大雅·既醉》中。 

又如士季谏晋灵公:「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诗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夫如是,则能补过者鲜矣。君能有终,则社稷之固也,岂惟群臣赖之。又曰:『衮职有阙,惟仲山甫补之。』能补过也。君能补过,衮不废矣。」(《左传·宣公二年》)这儿前一句所引诗为《诗经·大雅·荡》,后一句在《诗经·大雅·民》。 

再如晏子相齐,「景公喝酒酣,曰:『今日愿与诸大夫为乐饮,请勿为礼。』晏子蹴然改容曰:『君之言过矣,群臣因欲君之无礼也,力多足以胜其长,勇多足以弑君,而礼不使也。禽兽以力为政,强者犯弱,故日易主。今君去礼,则是禽兽也。群臣以力为政,强者犯弱而日易主,君将安立矣!俗人之所以贵于禽兽者,以有礼故也,故《诗》云:『人而无礼,胡不遄死!』礼不行无也。』公湎而不听。少间公出,晏子不起,公入,不起,交举则先饮。公怒色变,抑手疾视,曰:『向者夫子之教寡人,无礼之不行也。寡人收支不起,交举则先饮,礼也?』晏子避席再拜稽首,曰:『婴敢与君言而忘之乎?臣致使无礼之实也。君若欲无礼,此是矣。』公曰:『若是,孤之罪也。夫子就席,寡人闻命矣。』觞三行,遂罢酒。盖是後也,饬法修礼,以治国政,而大众肃也。」(《晏子》)这儿引的诗就是《诗经·风·相鼠》的结句。

以上四例中,第一例是将诗运用在交际场合的,第二例是用于谈论的,三四例则是用在以臣谏君,作为正义知识引证的。

在政治交际场合引诗,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引证得当,要合适其时当地的方式,如第一例中所引《菁菁者莪》本意就是颂团聚之欢的,正合适于那种奇妙的交际场合,这被以为是「类」,所谓「歌诗必类,齐高厚之诗不类。」(《春秋左传·襄公十五年》)「不类」被以为是有失礼仪的行为。引证全诗来「类」其时方式,也并不简单,所以也答应只引证其间的部分,这就是所谓「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春秋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后世有「望文生义」的成语,即出于此。 

现在一般以为,现存《诗经》中的「十五国风」归于当地民歌,「雅」(《大雅》《小雅》)是朝廷乐调,「颂」(《周颂》、《鲁颂》《商颂》)是庙堂祭祀的乐章。包容既广,体裁亦泛,所以孔子以「温柔敦厚」为「《诗》教也。」(《礼记·经解》)「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包咸注为「兴,起也,言修身必先学诗。」朱熹的注则说是「鼓起其好善恶恶之心而不能自己者,必于此得之。」)一起他也不否定诗有其他功用,「子曰:小子何莫夫学诗。诗能够兴,能够观,能够群,能够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所以《诗》被订为「六经」之一。

汉代文明方针为「独尊儒术」,董仲舒的《春秋繁露》首开先河,於是汉儒纷繁着重「微言大义」和「纬候足征」,呈现了近人皮锡瑞所云「以《禹贡》治河,以《洪范》察变,以《春秋》决狱,以《三百五篇》当谏书」(《经学前史》第三章)的现象,常常由政治含义索解《诗经》,后世的文字狱的理论依据,实创于此。听说汉武帝曾与群臣和诗,号为「柏梁体」,可是方法既无新意,内容又言之无物。因此有汉一代,没有呈现值得一提的诗篇创造。

先秦另一个传统是骚赋,而以屈原的《离骚》为代表。骚赋原其初,也能够说是长诗,幻想共同绮丽,爱情逼真豪放,成为汉代文人创造的干流款式

,也从此和诗篇一途各奔前程,故存而不论。

真实承继了《诗·国风》「民间天然性格之响」的,却是这一时期的民歌,即所谓「汉魏乐府」。象《古歌》:

「秋风萧萧愁杀人,

出亦愁,

入亦愁。

座中何人,

谁不怀忧?

令我白头。

胡地多飙风,

树木何修修。

离家日趋远,

衣带日趋缓。

心思不能言,

肠中车轮转。」

风格自在,情感逼真,把离人游子在塞外的乡愁情思描绘得酣畅淋漓。另一首斗胆坦露女子对爱情的忠贞誓词的《上邪》也相同如此:

「上邪!

我欲与君相知,

龟龄无绝衰。

山无陵,

江水为竭,

冬雷震震,

夏雨雪,

六合合,

乃敢与君绝!」

这一时期也呈现了方法比较整齐,言词美丽隽永的民歌,如描绘牛郎织女神话的《迢迢牵牛星》:

「迢迢牵牛星,

皎皎银河女。

纤纤擢素手,

扎扎弄机纾。

整天不成章,

泣涕零如雨。

银河清且浅,

相去复几许!

盈盈一水间,

脉脉不得语。」 

至于叙事类的歌谣,如《陌上桑》这样故事弯曲崎岖,人物性格明显,言语明快简练的著作,敞开了后世长篇叙事诗的四大名作《孔雀东南飞》、《木兰辞》、《琵琶行》和《长恨歌》的先河。 

班固《汉书·艺文志》总结先秦两汉的诗篇创造是说:「传曰:『不歌而颂谓之赋,登高能赋能够为大夫。』言感物造端,材知深美,可与图事,故能够为列大夫也。古者诸侯卿大夫交代邦邻,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春秋之后,周道寖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心中不忍古诗之义。这今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论之义,是以扬子悔之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人用赋也,则贾谊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必何!』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所以有代赵之讴,宗秦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能够观习俗,知厚薄云。」可见两汉诗篇创造的干流,依然是承继「十五国风」传统的「乐府」民歌。 

三,诗篇与人生

汉魏之际是我国文明史上的重要转型时期。由西汉树立的「独尊儒术」的文明方针,遭到汉末政治腐败和体系化的外来文明释教的东渐这两大冲击,趋于式微。社会骚动引起人生无常的感喟,鲁迅曾说:「

因当天下大乱之际,亲戚朋友死于乱者特多,所以为文就难免带着悲惨、昂扬和大方了。」(《魏晋风姿及药与酒之联系》)但这仅仅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释教思维中的「人生」说和「轮回」说,搞得人们心思不得平衡,所以产生了「存亡情结」。王瑶沿着鲁迅的思路研讨这一时期文人心态,发现「咱们念魏晋人的诗,感到最遍及,最深入,能激励人底怜惜的,就是那在诗中充满了韶光飘忽和人生时间短的思维与情感:阮籍是这样,陶渊明也是这样,每个我们,无不如此。」(《中古时期文人日子·文人与药》)他以为,在《诗三百》里找不到这种心情,楚辞里也并没有生命肯定消除的悲痛,儒家「不知道生,焉知死」,回避了这个问题。「存亡问题正本是人生中很大的工作,感觉到这个问题的严峻和亲热,天然是表明人有了自觉,表明文明的进步,是值得注重的。」所以魏晋被称为「为文自觉的年代」,汉(末)魏六朝在政治上是我国前史上的浊世和漆黑时期,但在思维文明艺术史上却十分重要,十分有建树,其影响之深远,能够说是透过盛唐,直达如今,在诗篇开展史上特别如此。这不古怪,也能够用马克思政治经济与文明开展的不平衡学说解说的。 

汉魏之际是以「建安文学」着称于文学史的,「建安」是汉献帝的年号,这一时期文学成果的首要代表是三曹父子兄弟以及他们身边的文士,如孔融、王粲、刘桢、阮瑀、徐干、陈琳、应阳等。这些人各着文赋数十篇,声名最高,被称为「建安七子」。后人称这一时期是「完毕汉响,振发魏音」,就是说它标志着汉代文学风格款式的完毕,创始了一个新的文学年代。

唐代李白有诗赞扬「蓬莱文章建安骨」,这指史家所谓的「建安风骨」。「风骨」二字文学史家的解说虽然还不完全一致,但大体说来,是指一种共同的风格和激烈的艺术感染力。我国自孔子往后适当一个时期里,文学崇尚理性,以说理,叙事为主,所以有「诗言志」,「文以载道」的说法,成为传统。但三国时期却呈现了「缘情」的建议,与「言志」并提。「缘情」大体适当于今日所说的抒发。象曹操的「对酒当歌,人生几许」,「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曹丕的「秋风萧条气候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等等,就是这样的诗篇了。前人爱用「大方悲惨」四字来描述这种风格,读起来也的确有味道。

现在看来,这一年代为什么在时间短的时期获得那样杰出的文学艺术成果,是有一些值得注重的原因的。这儿至少能够举出三点来谈论:

第一,汉代自董仲舒往后,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可是曹操却发起「通脱」,不拘细节,这有点思维解放的意思。鲁迅说,「思维通脱往后,废弃顽固,遂能充沛包容异端和外来的思维,故孔教以外的思维源源引进。」所以魏晋之际文学艺术从内容到方法都有很大的改变,曹操也被称作是「改造文章的祖师爷」。可见要完成革新立异,是需求「通脱」的。

第二,是对文学的注重程度的问题。汉代及从前,文人是被当作「倡优畜之」的,即使是司马迁、司马相如这样的一代文豪,位置也是下贱的。曹操重用邺下才人而始有「建安七子」这样的文学集团,而曹丕提出文章是「经国之大业,永存之盛事」的明显建议,使文人,用今日的话说就是文学家艺术家的社会位置空前进步,也由此引起了竞赛,这也是开展所不行短少的要素。在这个时期,才呈现了现代含义上的诗人。

第三,批评习尚的构成,是又一个根本性的原因。东汉末年,本有「月旦评人」的习气,就是每个月的月初要品藻评鉴一下人物,好象日子会似的,这就成为汉末清议推荐准则的根底。曹丕作《典论·论文》,对「文人相轻,自古皆然」,「家有弊帚,享之千金」的风习作了剖析,进而对其时文士的优长和弊短一一品定,被视为我国文学批评和文艺理论的创始之作。当然,他是皇帝,不会有怕得罪人的顾忌,可是子孙以为他的批评没有一点点以势压人之处,相反却是中肯、公平、情绪也满亲热的。后来持续的有《诗品》、《画品》、《文心雕龙》等一批谈论高低,谈论好坏的着作,对其时以致后世的文艺昌盛开展起了极大的推进促进效果。可见昌盛文艺永久需求健康、正常的批评,既不能搞「大批评」,也不能「老虎屁股摸不得」。 

在后人看来,汉魏

之际的文士诗人都是一些奇怪的家伙,当然也还有别的一种比附而来的好听的说法,叫做「特性解放」。外界消除了儒家观念的捆绑,但心里边横亘了梵学所谓「存亡」,这味道恐怕并不舒适。这集中表现在《古诗十九首》中这样一些诗句中:

「人生六合间,

忽如远行客」;

「人生寄一世,

奄忽如飙尘」;

「所遇无故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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