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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癫狂到自由 -- Marina Abramovic和她的作品《情人—长城》

本站原创   发布时间:2018-10-31   [点击量:46]  


行为艺术也称行动艺术、身体艺术、表演艺术等,是在以艺术家自己的身体为基本材料的行为表演过程中,通过艺术家的自身身体的体验来达到一种人与物、与环境的交流,同时经由这种交流传达出一些非视觉审美性的内涵。行为艺术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兴起于欧洲的现代艺术形态之一,它是艺术家把现实本身作为艺术创造的媒介,并以一定的时间延续。行为艺术相较于架上绘画、传统雕塑等艺术注重艺术行为的结果留存而言,它更是强调、注重艺术家的行为过程意义,是典型的具有表演性特征的过程艺术形态。行为艺术必须包含以下4项基本元素,除此之外不受任何其他限制:时间,地点,行为艺术者的身体,以及与观众的交流。该艺术不同于绘画、雕塑等仅由单个事物构成的艺术。

所谓“行为艺术”,就是以人的生命或生存行为本身所造成的一种作品。本来,人人都有生命活动或生存行为,但是我们多数人的“行为”不能称为“艺术”,而艺术家那些刻意为之并且是特立独行的“行为”却称为“作品”。虽然行为艺术是西方当代艺术中的最富创造力与活力的方面,但它远不是深入人心的,常引起争议。普通受众的审美情趣常常遭行为艺术家的摒弃,同时,艺术家们又想要利用公众趋同和赶时髦的心理吸引眼球,加之行为艺术本身具有反对对象化、反审美、摒弃风格、反收藏等特点,使行为艺术作品一直是引起争议的话题。

“行为艺术之母” Marina Abramovic从20世纪70年代初从事行为艺术,她的行为艺术风格大胆而粗犷,善于用痛苦和极限的表演来警醒世人。她的作品癫狂、痛苦、奇幻、令人毛骨悚然又过目难忘,擅以裸体与自残等创举呈现议题,在挑战精神与肉体存活边缘之中浑洒自如。她的作品惊世骇俗且具高度争议性,她曾与骷髅同睡,并将鞭子、手枪交给观众对她任意处置等,更多次差点因表演丧命,另类大胆的作风使得不懂艺术的人也会爱上她。


一、《情人—长城》作品概况

《情人 — 长城》(The Lovers – The Great Wall Walk,1988)是Marina Abramovic与艺术家Ulay共同创作的经典作品。Ulay既是她的艺术合作伙伴,也是她的精神伴侣,《情人 — 长城》是这对艺术情侣合作的最后一件作品,实际上也成为他们分手的仪式祭礼。这件以中国长城为主题的行为作品原计划用一年时间完成,但因为官方的原因,实际用时三个月。Abramovic从位于渤海之滨的山海关出发,延长城自东往西行走;Ulay则从中国西部戈壁沙漠中的嘉峪关开始自西向东行走,两人用长征的方式,在行走了四千余公里路程后,在位于陕西省神木县二郎山会和。

在Abramovic和Ulay看来,长城作为在月亮上也能看到的标志,具有巨大的能量,因此他们选择了长城来完成他们最后一件共同作品《情人—长城》,他们选取山海关和嘉峪关分别为两个人各自的起点,选取陕西省境内的二郎山为汇合点。

该作品所选取的两个起点是明朝长城的起止点,中国历代长城总长度为21196.18千米,其中,中国明朝长城总长度为8851.8千米。长城又称“万里长城”,始建于周朝,经历了两千多年的风雨和战火的洗礼,具有厚重的历史沉淀;是中国古代在不同时期为抵御塞北游牧部落联盟侵袭而修筑的规模浩大的军事工程的统称。明长城在也是中国历史上费时最久,工程最大,防御体系和结构最为完善的长城工程,在军事上抵御少数民族的侵扰,在经济上促进了边疆经济开发,政治上巩固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在保护中国与西北域外的交通联系都起过不小的作用,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长城被列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被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与此同时,1988年的中国刚刚改革开放,这个东方神秘国度的面纱刚刚掀起,对于艺术家们来说,彼时的中国是个能触动他们兴奋与敏感神经的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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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中国明长城示意图,延绥镇即现在的陕西省榆林市,即《情人—长城》的汇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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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山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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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嘉峪关

1988年的3月30日,早晨10点47分,Abramovic登上长城的山海关,自东向西出发。山海关位于河北省秦皇岛市,被认为是明长城的东端起点,被称为下第一关,是万里长城的入海处,女人天生是水做的,她选择从入海的山海关这端出发。Ulay则登上位于甘肃省境内的嘉峪关,向东行走。嘉峪关是明长城西端起点,是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城关,河西第一隘口,也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一站,城关两端的城墙横穿戈壁,满眼是大漠孤城的苍凉,大漠孤城有着男人的内敛与刚强,被选作他的起点。

《情人—长城》的汇合点为现在的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县二郎山,即图一的延绥镇。延绥镇也称榆林镇,为明朝九边重镇之一,也是明朝与蒙古人交战最频繁的地区之一。为了防备蒙古军的入侵,明朝政府曾先后在延绥镇一带数次大规模的修筑长城。该镇地处陕北黄土高原,北濒我国著名的毛乌素沙漠南沿,位于万里长城的中段。二郎山,俗称西山,也称“驼峰山”。位于榆林神木县城西1公里处,窟野河、秃尾河会流于山前,长城穿行于后,西边沙石相间,东面石壁陡峭。二郎山呈南北走向,山势蜿蜓跌宕,巍峨险峻,在前后1公里多的山脊上,因地就势,错落有致地建有殿、庙、亭、阁,形成一个庙群。在这个布满了道教、佛教、儒家三座庙宇的山顶上,在神秘庙宇的簇拥下,Abramovic和Ulay宣告了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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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县二郎山


    二、Abramovic的旷世爱情传说

1975年,Abramovic在荷兰阿姆斯特丹遇到了她的灵魂伴侣——来自西德的行为艺术家Ulay,两人同月同日生。这段爱情成就了两人行为艺术的高峰,他们开始共同合作实施一系列与性别意义和时空观念有关的双人表演的作品。他们打扮成双胞胎,自称是“联体生物”,对彼此有着全然的信任。70年代末他们共同创作的“关系系列”和“空间系列”都是世界范围内具有广泛影响的行为艺术作品。

    比如1977年的《无量之物》,他们两个人裸体站在意大利波洛尼亚一家画廊的入口处,观众只能通过他们之间的狭小空间进入博物馆里。在生活中, 人类不仅会受到来自于自然界的各种灾害,同时,也会受到来自于人类本身的阻碍。就如同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会因为他人的介入而产生隔阂,使他们一时间无法联系和沟通。

《潜能》是他们在1980年横贯欧洲的作品。两个人面对面站立着并专心地注视着对方,手里还同时拉着一个紧绷的弓,在Ulay的手里紧拉着一支带毒的箭,正对着Abramovic的心脏。由于弓箭的张力使他们的身体律向后倾斜,他们稍不留神,那支毒箭就会离弦射出,同时,通过扩音器听到的是他们心脏急剧加速的跳动声。整个作品持续四分十秒。

他们在这个时期一起探索了许多以表达人性特质及其相互关系为题材的系列行为艺术作品,特别是那些大量反映人类社会男女之间所拥有的那种互相吸引和互相矛盾的复杂心理。很多作品都运用了远古时候关于男人和女人的故事,表达了男女间渴望他们的性别能融合为一体的心情。但事实上,这样的结合使他们都无法继续生存,他们最终还是要分为两个不同的个体,各自扮演人类不同的性别角色。他们的分分合合,特别是他们为之挣扎、徘徊、进取和喜悦等不同的情绪变化。在他们的双人组合作品里,他们用自己的身体,通过行为艺术把男女间情感的跌宕起伏以及他们性别的差异性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与Ulay合作的这些年里,Abramovic对藏传佛教和其他一些土著民族的宗教文化发生浓厚兴趣,1982年, 她一度住在喜马拉亚山的寺庙里, 潜心地对自然界的地能、人类身体的方位和其呼吸的控制进行研究,1983年甚至邀请西藏喇嘛和澳洲土著参与她的行为表演。在怀着对宗教和神秘力量的的好奇,他们将《情人-长城》的汇合点选在了汇集道教、佛教、儒家庙宇的二郎山,其中,还夹杂着一些对政治敏感的成分,对中国这个刚刚开放的东方国度的好奇。

在陕西省神木县二郎山,Abramovic哭着最后一次拥抱了Ulay,她从未想过,两人看似不可分割的关系,会有一天走到尽头。曾经犹如异首同躯的联体生物般难以分割,这种“共生”的艺术生涯持续了12年,最终在中国的二郎山落幕。

她曾说“艺术家不应该爱上另一个艺术家”,但她又认为“艺术家应该把爱当作生命”,于是,他们始终“在黑夜的星空里找寻”,找寻着生存的终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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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二郎山两人合影



 三、《情人—长城》心理动因探析

在艺术创作中,人的情感活动是非自觉性的,这意味着自我意识完全的或一定程度的丧失。而自我意识的丧失又意味着主客一体或人我不分、物我两忘,这是变态心理的主要表现。因此可以说,艺术家创作过程中变态心理的主要特征是情感的宣泄。人有情感就要宣泄、抒发,而宣泄、抒发就要有点反常或变态;不反常、不变态则感情无由宣泄和抒发,特别是怨怒之情,尤其要发泄。“悲愤出诗人”是中外文学史所证明了的。从精神分析学的观点来看,人的欲求不满足及内心挫折,往往成为个人艺术创造的动力。

人的行为是受思想心理倾向支配的,有什么样的心理倾向,就会有什么样的行为。变态心理是每个人都会有的非常态心理,它不仅会影响我们的日常行为,对艺术创作的影响作用更是非常明显的。艺术家的变态心理与其创作是有着密切联系的,艺术家在变态心理的情况下进入创作或在创作过程中发生变态心理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在西方资本主义铺天盖地的异化罗网中,知识分子所承受的各方面心理压力是可想而知的。存在主义老生常谈的“苦闷与孤独”,正是这种精神际遇的典型话语概括。人在苦闷和压抑到极致时,是非要想出点什么反常的出格的行为举措来排遣和舒缓自己不可的,这正是产生“行为艺术”的社会心理学动因。

尽管艺术家的变态心理因人而异,具有强烈的个性化色彩,但从中显示出来的一致性也是显而易见的,这就是艺术家变态心理的三个基本特征:非自觉性特征、独创性特征以及变态与病态交相混合的特征。这三个基本特征构成一个互为一体的综合系统,共同作用于艺术创作,产生区别于常态心理下的艺术特质,深刻地影响着艺术家的创作活动,是形成艺术作品独特风格的重要原因。

1946年Marina Abramovic出生于作为巴尔干核心地区的前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这个位于巴尔干核心地区的东欧国家,在二战后经历战争暴力、东欧的社会主义巨变、宗教冲突。她的父母都是支持铁托的共产党游击队员,父亲成为二战英雄,母亲是少校军官,叔公是塞尔维亚东正教会的大主教。13岁的时候,父亲为她找了一个“非正式的”画家教她画画。第一次见面,这位不知名的画家随手从大画布上剪下了一小块画布,把它放在地面上,扔上一点沙子,抹上一些胶水,再撒上些黄色、红色、还有黑色的颜料,最后浇上半升汽油,点燃它,并将此叫做“灿烂的夕阳。”这是她第一次接触绘画,对她的艺术之路产生了重大影响,她注定不会做一个中规中矩的学院派画家。从那个时候起,她开始接受绘画教育,1965年至1970年她在前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美术学院学习绘画艺术,后来又在德国汉堡和巴黎美术学院深造。之后,她对艺术的思维不只局限于在两维空间的架上绘画表达上,而是尝试着用装置艺术和行为艺术来进一步表现她的想法。二战之后,特别是上世纪六十年代,行为艺术在欧洲逐渐兴起,像维托·阿肯锡、赫尔曼·尼特西、约瑟夫·波依斯、艾伦·卡普洛等人都是这一时期行为艺术的灵魂人物,Abramovic就在这一行为艺术的迅猛发展时期成长起来。

在她早年的生活中,父母的经历、战争的暴力、东正教信仰、东欧的社会主义局势等因素都对其成长构成了一定的影响。与母亲的关系一直是她不能挣脱的心结,18岁那年,她的父亲离家出走,军人出身的母亲以完全军事化的管理方式对待她和弟弟,直至她29岁,母亲还要求她不得在晚上10点后外出,而那时的玛丽娜已经开始了她行为艺术的实践,但一切表演都必须在10点前完成。强权的母亲给她带来巨大的精神压抑,这些带有某种精神压抑性的烙域多或少地融入到了其日后的创作当中,正像Abramovic所说的:“世上有各种各样的力量,而我一样都不喜欢,因为它们都暗示着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控制。”因而,摆脱母亲的精神控制、释放自我,寻求身心极限状态下的自我解放和某种自由度,一度成为其行为艺术创作的内在线索之一。

她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了在行为艺术上的实践,四十年来居无定所,四海为家,先后旅居德国、荷兰、巴西、美国等地,是标准的“世界公民”,但无论走到哪里,她的根却始终维系在欧洲那久经战乱的一隅——南斯拉夫。童年精神压抑的烙印,强权的国家与家庭,让她对寻求身心极限状态下的自我解放产生强烈的迷恋。她不断挑战着身体和精神的极限,但她又是孤独、痛苦、自由的,她的行为艺术常带着难以想象的痛苦,在她看来:“欢乐并不能教会我们什么,然而,痛楚、苦难和障碍却能转化我们,使我们变得更好、更强大,同时让我们认识到生活在当下时刻的重要性。” 她不断表示,虽然她的行为艺术常伴有自残和癫狂的表演,但是她真正感兴趣的不是死亡与自残,而是尝试了解自己精神与肉体在存活边缘的高度自由感,并视艺术家为改变人类观点与现存社会集体意识而存在。

《情人—长城》中90天苦行僧般的苦旅,让孤独感严重侵蚀了两人的精神世界。Abramovic感到巨大的迷茫和困惑,Ulay则因为长途跋涉耗尽了心力,旷世爱情落幕也成为了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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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Abramović的作品


四、癫狂过后的自由

长城一别,Abramović在后来的行为艺术生涯中,始终坚持着这个纯粹的理念,不管是一个人的作品还是两个人的作品。她的作品大多是安静的,但对于观众来说,这种安静却具有挑衅性的杀伤力,更有一种诱发原始能量的推动力。不管是生气还是发怒,人们都不得不承认确实真的被吸引了,Abramović和她的作品让观众的视线无法移开,这使得观众或主动或被动地成为了她表演的一部分,但焦点却永远是她和她的作品。

2010年5月31日的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长髪长裙的Abramović从一把木椅上缓缓站起,宣告了又一件划时代行为艺术作品的诞生,至此,她已经在这里静坐了两个半月,在这716小时中,她岿然不动,像雕塑一般接受了1500个陌生人与之对视的挑战,有些人甚至一接触到她的目光不过十几秒,便宣告崩溃,大哭起来。唯有一个人的出现,让雕塑般的Abramović颤抖流泪了起来,那就是Ulay。 隔着一张桌案,这对曾经一道出生入死的恋人伸出双手,十指相扣,在分手22年之后,他们再度相遇,宣告和解。

万里长征,相聚一抱,仅为告别。如同行为艺术一般的旷世爱情,令世人唏嘘不已,而癫狂过后的平静,让她找到了她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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