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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在黄州带罪谪居所诞生的养生概念

站外转载   发布时间:2019-02-19   [点击量:301]  


  摘要:带罪谪居黄州的苏东坡,受政治的打压,精神沉郁,生活困顿,加之“盖将老焉”,政治及人生态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黄州时期,苏东坡一改过往的积极事功,寄情于山水,醉心于佛老,开始参悟心性之道,观照生命本真,眷注养生,形成了黄州时期东坡式的尚和、尚淡、尚动、尚游养生的思想雏形。


  关键词:苏东坡;黄州;养生思想;


  Abstract:SuDongpo,whowasbanishedtoHuangzhouwithcrime,draggeddownbypolitics,hisspiritwasdepressedandlifewasveryhard,addingBeAboutToBeOld,greatchangeshadtakenplaceinhispoliticsandhisattitudeoflife.DuringHuangzhou'speriod,SuDongpochangedthepositiveachievementsofthepast,hefocussedonlandscapes,indulgedinBuddhism,andbegantoponderthemind,caredforreallifeandfocusedonhealth,whichformedthehealthpreservingthoughtprototypeofSuDongpostylethatincludingpeace,advocatingsimplicity,advocatingsportandadvocatingtravelinHuangzhou'speriod.


  Keyword:SuDongpo;Huangzhou;healthpreservingthought;


  1.前言


  苏东坡是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的奇才、全才,他在诗、词、散文、书法、绘画等方面,皆取得了卓越的成就,甚至可以说皆达到了登峰造极的水平。然,世人对苏东坡的了解,大多游弋在他的诗、词、散文、书法、绘画方面,而对他在养生方面的成就,知之不多,或知之不深。苏东坡养生肇始何时?他谪居黄州时期的养生思想是什么?钩沉黄州时期的苏东坡,可探其端倪。


  2.苏东坡谪居黄州眷注养生的缘由


  2.1政治原因


  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苏东坡知湖州,上任伊始,例行公事上呈了《湖州谢上表》。表中“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收养小民”的几句牢骚话,被投机钻营的“新进”揪住,以“谤讪朝廷”的罪名,构入御史台,后贬谪黄州。


  贬谪黄州前,苏东坡以进取的仕宦人生,力展治国抱负。谪居黄州后,苏东坡作为朝廷的“政治犯”,满朝王公贵胄及士大夫,害怕像司马光、张方平、范镇等一样受到牵连,惟恐躲之不及。黄州时期,政途失落,不再“妄议”朝政的苏东坡,常怀“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1]之感,仰天望月,嗟叹仕途险恶、壮志难酬。为摆脱庸俗污浊,追求超凡清空,他开始收敛平生心,由过往致君尧舜的积极用世,转向怀古伤今,融入大自然来体悟人生,以追求渐宽方寸,进入“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2]之境,眷注养生。


  2.2物质原因


  苏东坡被贬黄州后,朝廷给了个没有俸禄、“不得签书公事”[3]的“黄州团练副使”[3]闲职,近似流放。一大家人的生活十分拮据。每月初一,他“取四千五百钱,断为三十块,挂屋梁上”[4],每天早晨用叉子挑下一块作为一天的开销,有剩余,便“以大竹筒别贮”[4],待有友人来时“以待宾客”[4]。谪居黄州的苏东坡,连每天的开支都得计划好,可见其物质生活的艰辛。如,南宋朱弁《曲洧旧闻·卷六》载:苏东坡在黄州与刘贡父谈吃饭,说尤觉当年的“三白饭”[5](一碟白萝卜、一碗白米饭、一碟白盐)好吃。这一方面说明他能吃大鱼大肉,也能嚼菜根,无所挑剔,另一方面也反映他黄州时期的窘迫,连这“皛饭”都回味无穷。


  苏东坡谪居黄州的养生观念


  由于生活没了来源,黄州时期的苏东坡,以随遇而安之心,将视野转向大自然,开始寻求天地的帮助,如《初到黄州》:“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即使到了吃了上顿愁下顿的时候,他也能把困窘的生活,转化为高雅的情趣,转化为崇尚自然的养生之道。从客观来讲,苏东坡黄州时期崇尚自然的养生之道,是被逼出来的无奈之举;从主观来说,是因为他潜藏的豁达性情,恰遇黄州境遇而勃发,使他能以乐观豪迈之心,应对现实的无奈。


  2.3精神原因


  苏东坡的精神思想,以黄州为分水岭。谪居黄州前,苏东坡是以“千骑卷平冈”[6]的豪迈,“射天狼”[6]的气概,力行匡扶天下,造福黎庶。谪居黄州后,因“乌台诗案”,在精神上受到重大打击的他,不仅自身身心受到摧残,而且连带数十人罹难。其间虽有张方平、王冼、黄庭坚等一些不离不弃的挚友,但更多的是那些平时与他诗文唱和,引以为知己的保守派大臣,与其划清界线。“幸有清溪三百曲,不辞相送到黄州”[6],千里迢迢贬谪黄州,宦海生涯所交达官显贵无数,这时却只有“清溪”相送,给他的精神带来巨大冲击。


  “得罪以来,深自闭塞”[7]的苏东坡,从原来的高居庙堂,到远处江湖;从意气风发,到意情沉郁。处于人生低谷的他,开始思考功业的转移,并为功业的转移,找到了“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1]的依据。如是,他脱却苦闷,从“人间日似年”[8]中超脱,开始把自己放在整个江山历史中观照。从一介箪食瓢饮的寒儒,蜕变为参破世间宠辱的智者,奏响了飞扬生命的壮歌。于是乎,他开始逾越现实,络续岸然人格,濡养淳至精神,以“任性逍遥,随缘放旷”[9]的意趣,醉心佛道;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7]的俊逸,掸去人生尘埃;以将佛家救世、道家出世与儒家入世统一起来的“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姿态,悦致养生。


  2.4年龄原因


  据学者研究,宋朝人均寿命30岁,苏东坡能寿至65岁,实为不易。况且,中年谪居黄州,精神受到打击,又“廪入既绝”[4],日常生活靠“痛自节俭”[4]撑持的苏东坡,后复被贬更为荒凉的惠州、儋州。在如此穷困潦倒的生活境遇下,苏东坡还能高寿,这与他从谪居黄州开始,就眷注、并用自创的方法养生是分不开。为什么黄州时期的苏东坡那么热衷于养生?原因之一,就是他认为自己“盖将老焉”[11]。


  早在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38岁的苏东坡就在《江城子·密州出猎》中称自己为“老夫”。元丰三年(1080年),贬至黄州的苏东坡,年已44,这个年龄,在有宋一代,是衰迈之年。而谚曰:“人到中年万事休”。黄州时期的“老东坡”[10],“治东坡,筑雪堂”[11],以“吾老矣,寄余龄”[12]的清意,放下了那为政治不平之心,顺乎天命,以一“黄人”的身份,雅意品味纯正平淡的生活,意尚佛老,崇尚养生。


  3.苏东坡黄州时期的养生思想


  3.1尚和


  一是尚与自然和。“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苏东坡作为当时的文坛领袖,醉心于山水,尤为殊出。特别是谪居后,他寄情于“山水清远”[11]的黄州,苦闷的心灵,在黄州自然的天地里,找到了皈依,质心刷新到了新的境界。他日作于“东坡”,夜息于“临皋”,悠游于“赤壁”,参悟于“安国寺”。每每立于“临皋亭下八十数步”[13]的大江边上,“仰见明月”[2],闭目杨息,静悟“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13]的真谛,将闲净之心,寄予“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2],以求“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2],与天地自然合二为一。黄州时期,苏东坡这种将人与自然合二为一之道,大有庄周化蝶、物我两忘之意,是他尚与自然相和养生的起点。


  二是尚与人和。此义有二。一为尚与市井人和。元丰三年(1080年),苏东坡远离汴梁(今开封),独自与儿子苏迈来到黄州,“郡中无一人旧识”[13]。由于政治作祟,先前所交的仕宦之人及黄州地方官吏,都不敢与之交往,唯黄州市井之人独不惧。苏东坡之所以与市井人交往,一是他心中原本就有一轮儒家社会责任的精神明月,深切关怀百姓疾苦。看到百姓“剥啮草木啖泥土”[14],就歉疚自己“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饥”[15]。到黄州后,“看取雪堂坡下,老农夫凄切”[16],更是触动了他对市井百姓的关切。二是市井人不惧与之交往。如,《记游定慧院》载有:苏东坡五次醉于黄州定惠院东小山上的一株海棠树下的故事。不论是定慧院先前,还是尔后的市井园主,都盛情地接待了他,这映衬了他与黄州市井人的和合。需要说明的是,黄州的市井百姓,虽然不理解朝堂安邦定国的大事,但对颐养身体,皆颇为关注,苏东坡与他们交好,于无意之中接轨了民间养生。只是市井之人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这给予了他汇集民间养生之法,形成自己养生之道的机会。同时,苏东坡在与市井交往之中,也渐渐淡去了人生的失意感,个中解脱身心之法,也就成为其养生妙方。二为尚与佛道人和。黄州城南有一安国寺,苏东坡“间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17],静思佛义,贞悟清净安命之道。每每“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翛然,无所附丽”[17]。如此“旦往而暮还者”[17]五年。谪居黄州五年,苏东坡不仅与佛僧交好,而且还“用道书方士之言,厚自养炼”[4],甚至还借黄州天庆观道堂,闭关修炼,“四十九日乃出”[4]。除此之外,苏东坡还常与僧道相携出游。处江湖之远,一心参禅修道的僧道,不仅用清心寡欲的释家佛义,厚实苏东坡的心灵,而且还用达观自然的道学玄理,荡去苏东坡的尘埃,改变着他的人生轨迹。携游之中,苏东坡常有“物我相忘,身心皆空”[17]之获,以致苏东坡自己也常常“私窃乐之”[17]。苏东坡从内心深处认同佛老思想,肇始于黄州,缘起于政治失落,事功无望,生活困顿,年岁已老。初到黄州,苏东坡就“寓僧舍”[18]、“随僧餐”[18]、“惟佛经以遣日”[18],甚或去安国寺沐浴,借僧房禅修,到天庆道观闭关修炼,起居生活渐趋佛老,发轫向佛老寻求延年之术。将自己的精神世界,渐寄于佛法禅意、道学玄理、青山秀水,铺就了尔后东坡式的“自在洒脱、空灵超然”。苏东坡正是在这种人和之中,逐步形成、升华了对其之后的人生,产生了极为深远影响的养生思想。


  3.2尚淡


  一是尚淡食。初到黄州,苏东坡旅居僧舍,与僧人同吃同住,日“布衣蔬食,随僧一餐”[18]。安顿下来后不久,由于“禄廪相绝”[18],“遂有饥寒之忧”[18]。然而,乐观旷达的苏东坡,不仅没有被“饥寒之忧”难倒,反而快慰自己“至时亦必自有处置,安能预为之愁煎乎?”[18]于是乎,味由心生,境由心造,他开始主动淡泊饮食欲望,常食“二红饭”、玉糁羹、东坡菜羮、甜藕、豆腐、汤饼等素食,并从这些素食蔬饮中,总结出生命由养而生的“安分以养福”[9]、“宽胃以养气”[9]、“省费以养财”[9]的“三养”养生理念。虽然苏东坡本身嗜肉,但是经历人生风雨的他,却道出了“人间有味是清欢”[19]及“蔬食有过于八珍”[9]的箴言。当然,黄州时期的苏东坡,也偶食鱼肉,但那一是为了生存,二是因为黄州彼时的鱼肉,比蔬菜还便宜。其所言“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11]及“鱼稻薪炭颇贱”[18],就是明证。也饮酒,但那一是因为宋代乐酒好饮是普遍风气,“文人尤其是诗人如果不与酒发生关系,其作品不带点酒味,那么其人其诗的品味是要打折扣的”[20]。二是因为苏东坡饮酒,饮的是个中超拔的真味。所饮之酒,也常常是徐知州送他的州酿,或黄州乡邻送他的发酵米酒。再则,苏东坡饮酒,酒量很小,“饮酒终日,不过五合”[20]。曾自言“天下之不能饮,无在予下者。”[21]“然而日欲把盏为乐,殆不可一日无此君。”[22]


  二是尚寡欲。谪居黄州后,苏东坡“追思曩时”[13],觉得以往的仕途追求,都是一场梦,觉得生命之中的事物,似乎自有固然的定数。“念念自成劫,尘尘各有际”[23],苏东坡认为过多的贪欲,只会伤害自身。如,一日,太守杨君采、通判张公规邀苏东坡游安国寺,“坐中论调气养生之事”[9]。苏东坡说:“皆不足道,难在去欲。”[9]可见,黄州时期,苏东坡的“去欲”思想,已植生其心。由之,我们就不难理解,苏东坡回想起当初遭朝廷奸佞的排挤和罢黜,不禁夷然一笑“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24]的缘由。何以如此?因为“乌台诗案”的打击和谪居黄州的孤独、凄凉,使苏东坡看破了红尘,他不再那般属意宦海浮沉,而是以海纳百川之心,容纳一切。在谪居黄州的多少个月光如昼的皓夜,他静思:“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13]。这一时期,远离仕途的苏东坡,把从黄州安国寺的佛经及僧人那里,所了悟的佛家清心寡欲思想,和从黄州天庆观的何道士及云游四方自庐山来黄州看望苏东坡,挂单于黄州天庆观的四川绵竹武都山杨世昌等道士那里,所融会的道家天人合一、因任自然思想,迁移于日常养生生活,找到了心中空灵的净土,进入“闲人”特有的安闲自在、雅远宏放的澄融境界。而也正因苏东坡有如此的心境,才造就了他形成于黄州的“尚寡欲”养生思想。


  3.3尚动


  一是尚躬耕劳动。黄州时期,苏东坡一家有妻子王闰之(续弦,已故夫人王弗的堂妹)、长子苏迈、次子苏适,三子苏过、丫环王朝云、书童虎儿等一家老小二十多口人。贬居黄州初期,没有俸禄的苏东坡,一大家人的生活,靠先前自己为官所攒的积蓄过活。但是,由于家里人口众多,积蓄不久就用得所剩无几。眼看一大家人的基本生活都成了问题,苏东坡不得不另谋生路。谪居黄州的第二年,苏东坡的故人、黄州通判马正卿,为解决苏东坡一大家人的生活问题,替他向官府要了一块黄州东门外的荒坡地。苏东坡“躬耕其中”[11],做了识字的农夫。从此,这块城东的坡地,就成了苏东坡排解愁绪的劳动乐园,并号之名曰“东坡”。虽然经一家老小辛勤劳作后,城东瓦砾遍地的五十余亩坡地,能给全家带来有限的“春食苗,夏食叶,秋食果,冬食根”之喜,但由于家里人口多,苏东坡仍时常面临岁有饥寒之忧的困顿。于是他又到“黄州东南三十里”[25]的沙湖,买田置地,稼穑其间。平时除了躬耕田间地头外,苏东坡还得“废圃于东坡之胁,筑而垣之,作堂焉,号其正曰雪堂”[17]等。苏东坡于东坡、沙湖买田置地,“躬耕其中”[11],起初,是为了解决现实生活问题及“遂欲买田而老焉”[13]的余生生计。但是,不久之后,才智卓绝的苏东坡,就把枯燥繁重苦累的田间劳作,融入个人的养生活动,并自得其乐地提扬成为一种独特的养生样式。如,他在《策别十一》中说:“善养身者,使之能逸而能劳……使其四体狃于寒暑之变,然后可以刚健强力。”他认为,人只有勤于四体,才会有刚健的体魄,才能适应大自然气候的更迭。因之,为强健自己的体魄,他寓养生于躬耕劳动之中,悉心磨砺四体。


  二是尚养生运动。中国养生内容繁多,儒释道养生法门,各有特色。黄州时期,苏东坡常“闭门却扫,收召魂魄,退伏思念,求以自新之方”[17]。其“自新之方”[17]之一,就是在黄州广为吸纳佛家养心、道家养气、儒家修身的各种养生理论与方法,并根据自己的参悟,将养心、养气、修身融为一体,“择其简易可行者,间或为之”[26],往往“有奇验”[26]。如,黄州时期,苏东坡于每夜子时以后,盘足,叩齿三十六通,握固、闭息、去虑、调匀呼吸,“使心源湛然,诸念不起”[26]。随之内观五脏,想着自己的心为红色、肝为青色、脾为黄色、肺为白色、肾为黑色。同时,舌搭鹊桥,待津液满口,“即低头咽下,以气送入丹田”[26]。接着,用两手热摩涌泉及脐下腰脊间,使其热透,两手摩熨眼、面、耳、项,使其热极,再揉鼻左右各五七下,梳头百余梳而卧,熟睡至天亮。苏东坡这种“尚养生运动”的思想,与先贤倡导的:人应该经常适宜运动,“动摇则谷气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犹户枢不朽是也”[27],理出一宗。


  3.4尚游


  先贤认为“百病起于情”。情志失调,会导致气机紊乱,滋生疾病。中医倡导,养生应守持“志闲而少欲”[28]的法则,才可“度百岁乃去”[28]。然而,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人之“六根”,“眼耳鼻舌身意”所见所闻所感及所接触之物,投入人的心海,必会泛起涟漪,产生相应的情志。只是就养生而言,应该将这些外物投影于内心而产生的情志,控制在适度的范围之内,才会“尽其天年”[28]。黄州时期,苏东坡尚游的养生思想,就是他基于调适自己的性情,以获得适性的心灵,油然而生的。


  由于掣肘于政治,黄州时期的苏东坡,为平息心海波涛,排遣心中愤懑,摆脱烦忧世事对自身的伤害,常以“莫问世间何事”[29]之心,“但尽凡心”[9]之态,融身林泉,寄情山水,以怡养性情、颐身养生。如,苏东坡常在游山乐水之中,倾听江上清风、阵阵江涛发出的地籁之声,胜览“山高月小,水落石出”[2]呈现的自然华景,尽享“造物者之无尽藏”[2]。他或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江湖之上,“望云涛渺然”[13];或伫立江边,“凭高眺远”[16]、“倚杖听江声”[30];或策杖江岸,赏“温莹如玉”[13]的小鹅卵石;亦或杖履逍遥于蕲黄林泉。在往往“归来仿佛三更”[30]的“凡心尽处”[9],他常“胜解卓然”[9],梦见自己化作仙鹤,或又化作仙道,进入“疑非尘世”[31]之境。在“见长空万里,云无留迹”[16]的游玩复醉之中,不羡“日似年”[8]的人间。怡情之中,常暗自冉生“感物凄然,有不胜怀”[13]之叹,“江海寄余生”[30]之感。苏东坡正是以随性而动地放旷漫游,来嘘吐郁闷,扬飞心情;以徜徉于山水,物我交融地寄情于自然,来求得与龟鹤同寿;以漫步于幽兰芳径,放情于梅兰竹菊,与烟霞共醉,来调适性情。苏东坡这种无拘无束的览山阅水,既是他苦楚的心灵,在蕲黄天地里的依籍;又是他给自己的养生,开出的排遣愤懑之药和颐身养生之方。


  4.结语


  贬谪黄州是苏东坡遭受的严重政治和人生打击,也是他人生的重大转折点。谪居黄州时期,苏东坡不接人事,连给亲友写信、唱和诗文,也恐“语言之间,人情难测”[18],一再叮嘱“勿以示人”,生怕“好事者巧以酝酿”[32],生出无穷事端。黄州时期的苏东坡,政治态度、人生态度及艺术创作,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历了一次整体意义上的脱胎换骨”[33]。这一时期,他鄙薄、厌恶事功,转注个体人生底蕴和价值,也开始眷注养生,并形成了东坡式养生思想体系的雏形。需要说明的是,苏东坡黄州时期的养生思想十分丰富,囿于篇幅,有关苏东坡黄州时期其它方面的养生思想内容,拟另撰文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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