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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悬泉汉简发掘以来的研究成果概述

站外转载   发布时间:2019-08-01   [点击量:56]  


 摘    要: 悬泉汉简是研究中古史、敦煌学乃至西北史地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 自出土以来多受学界关注, 研究论着车载斗量, 为了总结过去, 开启新研究, 文章对三十年来的相关研究做了较为全面的梳理, 希冀可以裨益学界。

  关键词: 悬泉汉简; 敦煌; 研究综述;
 


 

  1987年, 酒泉文物普查队首次发现了敦煌悬泉置遗址。1990至1992年,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此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出土各类文物七万余件, 其中简牍二万余件, 另外还有帛书、题记等重要的文献资料。经过三十多年的发掘、整理与研究, 悬泉汉简研究已经取得相当大的成果。韩华《1995—2005年敦煌悬泉汉简研究综述》[1]和马智全《悬泉汉简二十年研究综述》[2]已经做过较为全面的总结梳理, 而随着研究的深入, 学界对于悬泉汉简的研究又有了新的成果, 本文将在前述两位学者的基础上, 对悬泉汉简自发掘以来至2017年的主要研究成果做进一步的梳理, 希冀可以裨益学界。

  一、地理位置

  吴昌廉的《汉“置”初探》依据悬泉汉简并结合传统文献探讨了汉代“置”的设置[3];吴昌廉的《悬泉通考》就悬泉的地理位置、遗址建置以及汉唐时期悬泉灌溉沟渠分布状况做了考述[4];侯丕勋的《悬泉和悬泉置历史地理考述》对悬泉和悬泉置地名来源、行政隶属、自然地理三个问题做了较为详细的研究, 并从气候、水文、植被三个方面总结出悬泉置以及敦煌地区在两汉时期的自然状况[5];宫宅洁着、李力译的《悬泉置及其周边———敦煌至安西间的历史地理》对悬泉置周边的自然地理环境、县治与城郭遗迹以及有关悬泉置的交通路线做了考察[6];杨咏中主编的《甘肃交通史话》中“悬泉置遗址”一节介绍了悬泉置遗址的地理位置、环境等[7];王昱的《悬泉置遗址:大漠深处的古文献宝库》介绍了悬泉置遗址地理环境、生态气候等情况[8];于凯的《敦煌悬泉置遗址保护规划与设计研究》在分析了悬泉置遗址的地理状况之后, 划定了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 并制定了保护措施和管理规划[9]。

  二、西域问题

  悬泉汉简中有关西域的简牍至少有五百多枚, 涉及西域诸国, 如楼兰、车师、且末、大宛、小宛、于阗、康居、乌孙、莎车、精绝, 疏勒、姑墨等, 几乎所有重要国家与汉王朝的来往, 在悬泉汉简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殷晴的《悬泉汉简和西域史事》即根据简牍资料, 结合历史文献, 针对西域史上一些为人们关注而有争议的问题, 提出自己的看法[10];刘春雨的《从悬泉汉简中的使者看西域与内地的关系》通过总结整理西域派遣使者出使的主体多样性特点, 论述汉代西域与汉王朝的关系[11];张俊民的《悬泉汉简所见丝绸之路》通过研究汉代邮驿制度和社会生活, 论述了汉代丝绸之路运转的真实状况[12];张德芳的《悬泉汉简中的中西文化交流》对悬泉汉简中涉及的一些中西文化交流问题做了具体的解答[13];葛承雍的《敦煌悬泉汉简反映的丝绸之路再认识》依据敦煌悬泉汉简, 认为汉代丝绸之路涉及的人物与物品都是实实在在的, 体现了以官方使节与民间客商混合为代表往来的真实状况[14]。在悬泉汉简研究中, 除了整体考察中西交通的论着外, 还有诸多研究西域诸国及相关问题的论着。

  (一) 康居

  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返回前, 汉朝已经知道西方有康居国。公元前133年, 司马相如告巴蜀民的檄文和董仲舒的对策中都曾言及康居。张德芳《悬泉汉简和西域诸国》结合康居王使者册论述了西汉与康居交往的历史[15];王素《悬泉汉简所见康居史料考释》阐释了汉与康居交往的文化影响[16];郝树声的《简论敦煌悬泉汉简<康居王使者册>及西汉与康居的关系》结合文献记载, 通过对简牍材料的考读, 揭示了古代康居与西汉王朝的来往关系[17];袁延胜的《悬泉汉简所见康居与西汉的关系》从西域的形势、汉朝与匈奴关系的变化等方面, 结合有明确纪年的十一枚有关康居的汉简, 对宣帝、元帝、成帝时期康居与西汉王朝的关系做了进一步的论述[18];郝树声的《汉简中的大宛和康居———丝绸之路与中西交往研究的新资料》分析了悬泉汉简中与大宛、康居有关的材料, 为研究丝绸之路、中西交往提供了新的资料[19];俄军、杨富学主编的《丝绸之路文物考古研究》中部分文章对康居的状况也有所介绍[20]。

  (二) 乌孙

  何双全的《西汉与乌孙交涉史新证———悬泉汉简所见西域关系史之一》结合《汉书》中相关史实, 说明西汉对西域的管辖情况[21];袁延胜的《悬泉汉简所见汉代乌孙的几个年代问题》利用新出土的敦煌悬泉汉简, 对乌孙历史上几个重大事件发生的具体年代进行了探讨[22];何海龙的《从悬泉汉简谈西汉与乌孙关系问题》根据悬泉汉简中有关乌孙的几条史料, 结合《汉书》的有关记载, 对西汉与乌孙交往关系进行梳理, 认为汉与乌孙的关系可以分和亲与全面管理两阶段来认识, 同时在汉与乌孙的交往关系上, 解忧公主和冯嫽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23];殷晴的《探索与求真:西域史地论集》中“悬泉汉简与西域史事”一节对乌孙也有相关的描述[24]。

  (三) 楼兰

  何双全的《汉与楼兰 (鄯善) 车师交涉史新证———悬泉汉简所见西域关系史之二》介绍了西汉与楼兰、车师等国交往的史实[25];张德芳的《从悬泉汉简看楼兰 (鄯善) 同汉朝的关系》就悬泉汉简中有关楼兰、鄯善在西汉时期的史料做了一些考证, 并说明了早在西域都护府建立之前, 鄯善在政治上就已经接受了汉朝的管理, 并且开始了屯田[26];张德芳的《从悬泉汉简看西汉武昭时期和宣元时期经营西域的不同战略》对汉朝与楼兰的关系也有一定的介绍[27]。

  (四) 戊己校尉

  高荣的《汉代戊己校尉述论》说明了悬泉汉简对研究西汉戊己校尉的重要性[28];李炳泉的《两汉戊己校尉建置考》分析了戊己校尉官职的设置以及属官体系[29];孟宪实的《西汉戊己校尉新论》对戊己校尉的官职有新的看法, 探讨了属官问题[30];贾丛江的《西汉戊己校尉的名和实》对戊己校尉的职能做了考证[31];李蕾的《汉代戊己校尉隶属问题再探》对戊己校尉的管理和职能做了考证[32];王旺祥的《敦煌悬泉置汉简所记永光五年西域史事考论》也对戊己校尉的设置年代、职责、隶属关系、自身属员做了考证[33];张德芳的《西北汉简与丝绸之路》对汉代戊己校尉的设置也有一定的介绍[34]。

  (五) 西域都护

  刘国防的《汉西域都护的始置及其年代》对西域都护设立的年代进行了考证[35];殷晴的《悬泉汉简和西域史事》对西汉时期戊己校尉和西域都护的史实进行了考证和介绍[36];李炳泉的《西汉中垒校尉“外掌西域”新证》结合悬泉汉简和《汉书》, 认为中垒校尉的确有外掌西域的职能[37];谢彦明的《西汉中垒校尉“外掌西域”考辨》亦认为中垒校尉有外掌西域的史实[38];张德芳的《悬泉汉简与西域都护》介绍了悬泉汉简中与西域都护相关的资料[39];刘永强、王飞着的《两汉经营西域研究》中“西域都护”一节详细介绍了西域都护的设置、职能等问题[40]。

  (六) 西域屯田

  张德芳的《从悬泉汉简看两汉西域屯田及其意义》介绍了两汉屯田的具体区域和汉经略西域农业的历史意义[41];李炳泉的《西汉西域伊循屯田考论》介绍了伊循屯田的形式、性质和历史作用[42];刘永强着的《两汉西域经济研究》中“西汉政府在西域的屯田”部分介绍了西域屯田对于西汉时期经济的作用[43];张俊民着的《简牍学论稿:聚沙篇》之“汉代居延屯田小考”中对西域屯田也有一定介绍[44]。

  (七) 骊靬

  张德芳的《汉简确证:汉代骊靬城与罗马战俘无关》利用悬泉和金关汉简的相关记载, 论证了骊靬城的设置, 从而确证汉代骊靬城与罗马战俘无关[45];邢义田的《从金关、悬泉置汉简和罗马史料再探讨所谓罗马人建骊靬城的问题》亦引用金关、悬泉置相关汉简说明骊靬城不是罗马人建造的[46];陈宗利着的《采访陇原二十年———陈宗立新闻作品集》亦是利用金关、悬泉汉简有关骊靬的资料讨论中国西罗马城存在与否的问题[47]。

  (八) 折垣、祭越

  罗帅的《悬泉汉简所见折垣与祭越二国考》对简文涉及的相关内容进行了历史背景考察和语源学分析, 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推断, 折垣为《汉书·西域传》所载之乌弋山离, 是对该国别名Zarangiana或首都zarin的译称;祭越为《汉书·西域传》里的子合 (西夜) , 即古罗马地理学家托勒密《地理志》里提到的Sizyges。折垣简中的狮子名称还揭示了东西文化交流史上的经典一幕[48]。

  三、文书

  张俊民的《悬泉置遗址出土简牍文书功能性质初探》对悬泉置的定性问题进行了考察, 认为悬泉汉简的形成与悬泉置的功能性质相关[49];张俊民的《敦煌悬泉置探方T0309出土简牍概述》对悬泉置遗址具有代表性的探方所出简文进行了归纳, 有助于认识悬泉置简文的形成状况[50];刘希庆的《敦煌悬泉置壁书中所见西汉官文书制度》研究了西汉官文书的用语制度[51];张春海的《悬泉汉简推进简牍文书学研究》介绍了悬泉汉简的发掘情况, 论述了悬泉汉简对于研究简牍文书学的重要性[52]。

  四、财政

  蔡青蓝、黄燕妮的《中国复式簿记产生于汉代———基于敦煌悬泉汉简的新证》从复式簿记的特征入手, 即“一笔业务等额记入对应账簿, 从而能够反映经济业务的来龙去脉, 便于检查记录的正确性”, 分析历史背景以及汉简中所描述的经济业务, 得出复式簿记起源的新证, 即复式簿记产生于我国西汉[53];刘太祥的《简牍所见秦汉国有财物管理制度》对简牍中的秦汉国有财物管理制度做了全面的专题论述, 以期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国有财物管理制度提供有益的借鉴[54];郭昊的《西汉地方邮政“财助”问题刍议》对西汉财政问题进行了考证[55];胡一楠的《由丝路汉简看古代的会计核算制度》对西汉会计核算制度及重要性进行了说明[56]。

  五、法律

  陈玲的《试论汉代边塞刑徒的输送与管理》考察了汉代边塞刑徒的征发与输送, 汉代刑徒的管理, 刑徒的刑期诸问题[57];张俊民的《敦煌悬泉汉简所见“适”与“适”令》考察了“适”这一汉代劳役方式, 并复原了一组“适令册”, 与居延汉简中的“适”的记载相结合, 明晰了“适”的劳作特点[58];陈玲的《简牍所见汉代边塞刑徒的管理》结合悬泉汉简等简文考察了汉代对边塞服役刑徒的名籍管理、工作管理、刑期管理和生活管理等问题, 体现出朝廷对服役刑徒问题的重视[59]。丁义娟、于淑红的《从出土简看汉初律中赎刑种类及其发展》根据出土简介绍了赎刑可进一步分为比照赎刑与直定赎刑[60];张俊民的《西北汉简所见“施刑”探微》介绍了汉代“施刑”的概念[61]。

  六、职官

  郭俊然的《“千人类职官”探析》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以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相结合的方法, 对千人类职官研究中存在的若干问题, 逐一探析[62];郭俊然的《汉代邮驿职官考———以出土资料为中心》对汉代邮驿机构的建制做了说明[63];张俊明的《悬泉汉简新见的两例汉代职官制度》探讨了敦煌郡属县长官“令”“长”的变化及郡县吏员的守官制度, 是史书不曾记录的史实, 而对此等变化的探讨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汉代的职官制度[64];代国玺的《从悬泉置壁书看新莽羲和、纳言的职掌及相关问题》介绍了汉代职官的相关问题, 如探讨了新莽羲和的职掌, 新莽羲和其实是由西汉大司农和汉末所置羲和合并而来, 他既掌钱谷, 也负责颁下诏令[65]。

  七、文字

  朱湘蓉的《从〈敦煌悬泉汉简〉看〈睡虎地秦墓竹简〉“荔”字的通假问题》利用《敦煌悬泉汉简》与《睡虎地秦墓竹简》相关简文进行对比, 对整理小组将《睡虎地秦墓竹简》“荔”字视为通假提出疑问, 并利用同期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中的用例证明《睡虎地秦墓竹简》“荔”字按原词义解释更为合适[66];李小茹的《敦煌悬泉汉简词语札记》讨论敦煌悬泉汉简中的几个词语, 并参校其他文献, 以补辞书之疏漏[67];叶爱国的《敦煌悬泉汉简断句之误》对《释粹》118简、153简、231简的断句提出质疑, 对三简文进行了重新断句和注释[68];刘乐贤的《悬泉汉简中的建除占“失”残文》讨论了悬泉汉简建除占“失”残文[69];刘晓红的《敦煌悬泉汉简虚词研究》主要从虚词方面对悬泉汉简进行研究, 对悬泉汉简的虚词做了一个简单的统计[70];张晓芳的《〈敦煌悬泉汉简释粹〉虚词整理》对《悬泉汉简释粹》一书中的虚词进行了整理[71];张俊民的《悬泉汉简与班固<汉书>所引诏书文字的异同》整理了悬泉汉简诏书中与文史资料的不同之处[72];申砚歌的《悬泉汉简的文字流变研究》以悬泉汉简中的文字流变为切入点, 借鉴文字学和书法学的研究成果, 将悬泉置出土的简赎文字置于汉字发展的流动过程中考察, 梳理了字形在历史进程中的流变规律[73]。

  八、书法与纸张

  马啸的《汉悬泉置遗址发掘书学意义重大》论述了汉悬泉置遗址出土简牍的意义[74];潘德熙的《这是王莽时期的书迹吗?———与马啸同志商榷》对于马啸提出的“王莽残纸”有不同的意见, 认为残纸上的笔记为魏晋书体[75];李星的《敦煌悬泉新发现残纸应为魏晋墨迹———兼论书法史书体演变的一个问题》同样认为残纸上的笔记为魏晋时期的书体[76];陶喻之的《关于悬泉置遗址出土残纸质疑》也对残纸笔迹有一定的看法[77];李晓岑的《甘肃汉代悬泉置遗址出土古纸的考察和分析》对悬泉置纸的制作工艺进行了综合性研究, 为中国早期纸的起源和加工情况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和看法[78];龚德才、杨海艳、李晓岑的《甘肃敦煌悬泉置纸制作工艺及填料成分研究》以DX109号悬泉置纸样品为研究对象, 通过模拟古代造纸剪切与舂捣工艺, 与悬泉置纸相互印证, 来研究该纸张的制作工艺, 同时采用多种检测手段揭示悬泉置纸填料的元素及物相构成[79];韩华的《由纪年汉简看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纸张的年代问题》利用悬泉纪年简对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纸张的年代进行了考证[80]。

  九、邮驿

  王栋梁的《从悬泉汉简看汉代的邮驿制度》根据现已公布的部分悬泉汉简简牍释文, 对其反映的汉代邮驿制度进行阐述, 通过悬泉置遗址及其出土简牍和文物的研究, 使我们对汉代边塞地区的“置”这个概念有一个全新的认识[81];欧阳正宇的《悬泉置———中国最早的邮驿遗址》介绍了悬泉置遗址的发掘情况[82];张经久、张俊民的《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出土的“骑置”简》以悬泉汉简中出土的“骑置”简为中心, 探讨其作为汉代邮驿系统的一级机构的功能和作用, 对于认识与了解汉代邮驿制度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83];张俊民的《敦煌悬泉汉简所见的“亭”》以“亭”为中心研究悬泉汉简文书, 揭示西汉之时相关的社会信息, 特别是效谷县的邮驿道里和邮驿系统的结构, “置”“骑置”和“亭”构成了效谷县的邮驿系统和文书传递线路[84];李并成的《汉敦煌郡境内置、骑置、驿等位置考》依据敦煌悬泉汉简等史料并经实地考察, 对于汉代敦煌郡境内的邮驿系统及其所设置、骑置、驿和若干亭的位置和所存遗址, 进行了细致的调查研究[85];吕志峰的《敦煌悬泉置考———以敦煌悬泉汉简为中心》论述了悬泉置的功能和级别[86];石明秀的《汉代驿站悬泉置》介绍了悬泉置的基本情况[87];阳飏的《我国最早的汉代邮驿机构》介绍了悬泉置在汉代交通上所起的作用[88]。

  十、马政

  张俊民的《对汉代悬泉置马匹数量与来源的检讨》对悬泉置马匹的数量和来源做了考证, 认为悬泉置的马匹来源于敦煌郡[89];张俊民的《悬泉汉简传马病死爰书及其他》对悬泉置传马病死爰书和骨肉钱相关文书进行了分类整理, 探讨了当时马匹的管理状况[90];伊传宁的《由汉简所见西汉马政》梳理归纳了西汉时期马政的一些方面, 包括饲料供给、马匹登记和疾病治疗等[91];赵莉的《悬泉汉简中的马、马政文书及相关问题》将悬泉汉简中的马与日本学者森鹿三研究的居延汉简中马的基本特征 (颜色、身高) 等进行了比较[92]。

  十一、结语

  悬泉汉简的重要性是无可比拟的, 其虽不如敦煌藏经洞声名显赫, 但是其内容价值绝不逊色于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献。藏经洞出土文献的主要时代在唐, 而悬泉汉简的主要时代在汉, 汉唐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时代, 而汉与唐对丝绸之路的经营, 皆依赖于以敦煌为中心的河西、西域之地, 故而汉唐时代的敦煌绝不是边远小城, 更不是无足轻重的边陲之地, 而是帝国之门户、窗口。但是由于文献记载的失传、散佚, 我们对那个时代的敦煌乃至河西、西域所知不多, 甚至对那个时代的帝国运作机制亦不甚清楚, 藏经洞文物文献与悬泉汉简的出土, 为我们提供了极其宝贵的资料。敦煌藏经洞揭示了以唐代为中心的河西、西域, 悬泉汉简揭示了以汉代为中心的河西、西域, 这些宝贵的资料是对帝国窗口、门户的完整记载, 通过这个记载, 不仅加深了我们对帝国运作机制的了解, 而且对于构建早期敦煌区域史是极其重要的。张德芳在《敦煌学研究应该把河西汉简的研究包括进来》中亦言:“河西出土的数万枚汉简是敦煌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是敦煌学深入开拓的又一块沃土。”[93]因此, 我们要在加强敦煌学与悬泉汉简彼此专门研究的基础上开展综合研究, 探究二者之间深层次的联系, 找出二者研究交叉、交融的关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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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敦煌悬泉汉简发掘以来的研究成果概述》,原文地址:,如有转载请标明出处,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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